于殿利：继承与创新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打破一个误区：继承不是把原有的东西一古脑地全部接收过来；创新也不意味着把过去的东西全盘否定，一切都推倒重来。继承和创新是一回事儿，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没有继承，创新便失去了意义；没有创新，继承便没有了理由。”在前不久召开的2015年选题会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感触最深的就是上述对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阐述。

　　在于殿利看来，商务的品牌内在包含了继承和创新。就继承而言，商务传统优势的项目特别强，一是工具书的出版，一是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新字典》到《辞源》到《四角号码词典》，到解放后，工具书这一块，《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展成两辞书大系列：新华系列除《新华字典》外，还包括《新华词典》《新华成语词典》《新华写字字典》《新华同义词反义词词典》等辞书；现代汉语系列在《现代汉语词典》之外，还有《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等系列成品。外文词典亦是如此。早在清末，其时全中国人四万万人识字的人不过40万人，且识的是汉字，学英文的人口数量从市场角度来说，更是小之又小，但商务从上海宁波等五口通商看到了时代和时势之需，开始投入英文词典和图书的出版，发展至今，亦是蔚为大观。

　　学术出版的创新方面，商务近年来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核心，出版了《卢梭全集》《罗素文集》《大卫·李嘉图全集》《亚当·斯密全集》《海德格尔文集》《黑格尔全集》等大师文集，同时，人物传记不断扩大规模，而其重点又放在思想传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大师文集、思想传记形成三位一体，让读者知道大师思想脉络，更能懂他的书，更能了解他是怎么创作的。这就大大加厚了学术出版。”同时，《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也开始加厚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古籍方面，原大原色原样复制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其他还有《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等；新近推出的王学典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则在外国史学史的基础上，丰富了中国史学史著作。在工具书方面的创新，以小语种最为显著，填补了许多语种的空白，现在商务可能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机构。最重要的是，在工具书方面，进行数字化、电子化的创新，成效非常显著。

　　和传统学术不同的是，商务近年来的出版思路每每出自现实关怀。由厉以宁主编的《中国道路丛书》受到很多国外出版机构的欢迎，翻译成外文出版。相近的还有反映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农民三部曲”，以及魏礼群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研究》等。

　　另外一大块则完全来自全新的东西。于殿利介绍说，最近经过梳理，发现这两年来涉及的新领域很多。这两年出版的“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就属于文化领域中的纯文化和纯文化产业。“我们现在正迎来一个文化的时代，文化的发展上升为主要问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全忙着物质生产、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对文化发展没有经验，这就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发展文化的经验和成果”。丛书中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论美国的文化》《法兰西道路》《战后美国在日本的文化软实力》《造假的知识分子》和《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等著作，为国家政策提供依据，为文化产业提供借鉴，为文化这门学科提供基础性的文献。

　　在更为广义的文化概念中，商务近一两年出版的戏曲、电影类图书也渐成气候。于殿利认为，戏剧、戏曲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它们在当下流行文化的冲击下又非常不景气。继《再见杨德昌》等成功案例之后，商务还将继续在电影图书上下功夫。再就是地方乡土文化。文化深深扎根在乡土当中，但乡土文化这些年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都存在隐患。“我们出版业对这个问题要有高度的警觉和认识，保护这些乡土文化，为它们流传后世尽力”。这方面，商务2014年出版了记述广东徐闻县和甘肃庆阳县悠久历史文化的《大汉徐闻两千年》和《庆阳通史》。接下来，商务还将策划推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校史著作。

　　于殿利所说的创新，还包括教育领域。相对于那些出教材、教辅的出版机构，商务更看重的是教育学术。“关于教育问题，尤其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对教育都不是特别满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反思的成果表现为，这两年多出版了《第二次教育革命》《大学的治理》《大学国际化》等系列口碑很好的产品。因为商务“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传统，于殿利特别看重教育出版。在他看来，出版就是一种教育活动，而且是面向全社会的。基于这一理念，面向青少年倡导“价值阅读”的《经典名著大家名译》，2014年首批推出20种经典图书。同样和商务传统相关的还有博物学出版。2014年，商务推出《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看不见的森林》等系列，引起阅读热潮，其中《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更是频频入选各大好书评选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