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 入世为学——访百岁大家徐中玉

黄思宇 摄

　　徐中玉  1915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著述约千万字，其文艺理论研究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格局。《徐中玉文集》是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研究心得。2009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4年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在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颁奖典礼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百岁高龄的徐中玉历经沧桑，著作等身，虽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坐着轮椅上台领奖时却说“我做得不够好，还要继续努力”。大家风范，令人动容。

　　“先生对现实的关注和热情、对工作的投入，是他一辈子的追求，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跟随徐中玉为学30载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帆说，“我想用这句话来概括徐先生为人为学的特点：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在谭帆的介绍下，记者走进了华师大二村、徐中玉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从咯吱作响的木板楼梯上楼，老式的旧铁框门里一扇木门内传来应答声。随后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条窄长的过道，一路过去，左右分布几间小屋，老式的陈设，没有一间称得上宽敞，但间间堆叠着满摞书籍。最里头的卧室内，老先生一丝不苟地套上外衣又缓步迎到房门口，对着冒昧来扰的记者笑盈盈地问好。待我们落座后，他才在谭帆的搀扶下，在一张老旧的单座沙发中安坐下来，背后半掩的窗帘上是朵朵红艳艳的牡丹。老先生也不打量、也不发问，只是对着陌生的我们满脸笑意，真是“即之也温”。

　　文须有益于天下

　　“从学术著述来看，徐先生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古典文学到当代创作，从理论创作到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有涉猎。无论哪个领域的研究，其中都贯穿着求实。”谭帆说：“‘文须有益于天下’，这可以说是徐先生最基本的一个学术旨趣。有感而发，有用而做，有益才说。从徐先生古代文论研究所选择的主要对象中，就能体现他的这种现实关怀。”

　　徐中玉的古代文论研究比较关注三个人物，一个是孔子，徐中玉认为《论语》里面有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下也是有用的思想。他在《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中，从“为己与为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思与思而不学”“知之为知之；不知而不愠；知之不如乐之”“巧言乱德；见利思义，不贪不义之财”“转益多师；当仁不让；如何与朋友交”“如何处理社会关系：上下之间、人己之间”6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孔子《论语》中的有关论述与观点，认为保留在《论语》中儒家代表孔子的这些思想、观点，大多与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有关，其值得参悟、借鉴、择取的意义、价值至今仍在。第二个是苏轼。1981年徐中玉出版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从苏轼创作经验的角度分析苏轼的特点以及对当下的作用和影响。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徐中玉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中”过，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文革”期间有人把苏东坡列入儒家加以批判，原因是苏东坡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但徐先生讲课时依然实事求是地评价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的说法在当时是要担风险的，但徐先生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最需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第三个是清代初年的顾炎武。在《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中，徐中玉写道：“他的文学损益观，我觉得确是既着眼于当前，却又并不是局限于当前，而注意到了某种比较普遍的价值规律。就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极少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过这一问题：‘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即凡对当时人民真正有益的好文章，对后世必定仍会有益，纵然在程度上并不一样。”

　　徐中玉一贯主张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古今，发表意见，以期对现实有所裨益。《论“无胆则笔墨畏缩”》一文，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呼唤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论文集《激流中的奋进》则反映了徐中玉一辈子文艺理论的追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没有放下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没有放弃关注现实、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这种追求。”谭帆说。

　　治学严谨 实事求是 兼容并蓄

　　“说起先生治学就不能不提及先生积累的数量巨大的资料卡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克强是徐先生学生，他感叹道，徐先生非常重视资料搜集之功，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后辈学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青年徐中玉在中山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两年间，孜孜兀兀，心想手抄，积累了上万张资料卡片。古代文论有专著，更多的是在作家全集中的散篇碎著，还有随笔、杂记、小说、戏剧等数种零星记录、序跋甚至对话。只要脑筋里随时装着许多问题，处处都能遇到有用的材料。例如徐中玉认为，研究严羽的《沧浪诗话》，如不结合他的《沧浪吟卷》来研究，往往就误解了他的主张。研究其人的议论，又不能不知其人，知其世，知其针对着什么而言等等。治学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握的实际愈完全，基础就愈牢固，研究也愈可能深入。

　　1957年徐中玉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但坚持做手抄材料的习惯从未间断，陆续从七百多种有关书籍中做了四五万张卡片。“文革”抄家时，这些卡片被视为废物而未受损，徐中玉窃喜得了“无用之用”。但果若有用，用又在何时？当时的徐中玉也是眼前茫茫，但是，“我深信这门学问总是有用的，我做不成、做不好，以后别人还是会做，会做成、做好的。”20世纪80年代，徐中玉深感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于是和同事、学生一起，搜集我国古代诗、文、词、曲、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等文艺理论资料，按传统的审美原则，出版了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15大主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徐中玉这样表示。

　　“一方面徐先生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先生的学术态度又是非常开放的。” 方克强说，“在编辑《徐中玉文集》过程中，我非常惊讶的感受是，先生在抗战时期写的文章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当时西方的前沿研究。徐先生是搞古典文学的，他怎么对西方文论西方思想那么熟悉？这说明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注意吸收西方好的文论研究的养料。”方克强告诉记者，徐中玉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期间，在这本学术刊物上刊登了许多西方文论的翻译文章，而当时关于西方文论的书籍也不多，徐中玉亲力亲为，及时组织了很多西方文论的前沿研究翻译，“当时不少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就是从这里吸收了大量营养”。粉碎“四人帮”之后，徐中玉开始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青年学者夏中义对以前的文学基本原理提出了不同意见，徐先生并没有因为夏中义挑战权威而对其有意见，反而在看了夏中义的论述后认为他是有眼光的。正是徐中玉这种尊重人才、尊重各种意见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才办得红红火火。

　　“真正的书生意气”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忍辱负重，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满了挚爱。我认为，正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样的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往往被认为是贬义词，我却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它是一种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这是徐中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阐述，也是其精神追求的一个表达。

　　“我在编《徐中玉文集》时看了他抗战时期发表的文章，民族主义是他的重要主题。编《大学语文》的时候，他也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有一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诗词、文章。”方克强说。“先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人物。你看他的工作，比如说编撰《大学语文》，他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认为这门课程对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于年轻一代的培养，是很有意义的。”谭帆说。

　　提起徐中玉，绕不开的一本书是《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20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响应。1981年，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10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除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在大学语文的创设、推广、普及方面，徐先生功不可没。这与学术研究相比，别人看来似乎有点‘小儿科’，但是从培养人才上，这是百年大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森华如是说。

　　“全国一级学会在上海的一共只有五个，其中三个是在华东师大，这个了不起。”齐森华介绍说。除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之外，徐中玉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并且创办了三本学术刊物：《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徐先生认为，新时期学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一定要有学术交流的平台。徐先生是一个文化活动组织家，当人家还没有感觉到学会、刊物对学科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时，他早已觉悟到并且去做了。这三本杂志和三个学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在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理论研究》这本杂志徐先生编了30多年，一直到97岁时还是主编。这个主编可不是挂名的，他是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最后文章定稿是他定，定稿之后，拟好小标题，每一期目录他都会手抄一遍，然后让编务去付印。”谭帆向记者介绍说。

　　徐先生的床头挂着“道德文章”几个大字。百岁大家徐中玉的道德文章，就是他在学术领域竖起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