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1937！——说舞剧《金陵十三钗》

　　无锡歌舞剧院，现在全称为“无锡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又推出力作了！大型民族舞剧《金陵十三钗》(以下简称“《金》剧”)，听起来有点异样，但看进去，颇感有益。至少它是一部正能量、体现国民精神的抗日剧，也是一部挥洒人性光芒、维护民族尊严的正剧。可以有圈有点，亦可以有褒有贬。

　　之所以如此说，源于同名小说、电影的不同创作与不同结局。小说自有任意伸缩的写作“腰腿”，上腾下展自然可以上通下达，主旨原义与引申拓视均有足够体量，表述自当不在话下；影片则百受诟病，主旨的偏移与审美的偏差，导致了价值观的扭曲和形象的崩塌。舞剧则不然，虽新鲜出场，但立场清晰、主张明确、呈现合理，自然会扭转以往的毁誉参半，于乱象丛生中杀出一条血路，为自己正名，为题材做主，为“险象”开太平，为舞史叙正声。此乃正道，可以让毫末生出蓬勃、卑微显出灵性，没有居功，却可趋向于至伟。所以，就主旨表述和主题发掘而言，《金》剧占得“先机”，当得起一个“义”字，话题与形象的“确立”应该不成问题，展开与深化自然合理中矩，使整部作品的铺陈凸现了所谓的“阳光之旅”。这，是《金》剧这类题材能够成功的基础。

　　结构上，四幕的对比性构成，审美跨度因此出现；物象与人心的强烈比照，虚实关系的内化与戏剧性显现，这些，使得《金》剧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观念性和欣赏期待的可能性。先说跨度和对比，从“烟雨江南”的起始到日寇战火的践踏，从革命军将士的浴血到金钗与唱诗班少女的交集，从“姐妹情深”的人性发现到“琴断花落”的慷慨赴死，都经历了“由静而动”、悲悯交加的过程，既交代了原委与人物，又强化了感受的反差，使矛盾的内在表意与外在表达具备了可靠的空间。再说虚实与戏剧化。所有表现环节上的交代，背后主推的动作还是在内心的真情与人性的崇高刻画上，表象上无论如何痛苦、悲壮、惨烈抑或细腻、缠绵、纠结，最终，还是需要在实写的外形和虚描的神旨之间架设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用以凸显内涵与灵性，使主旨表述成为审美操作的依据，找到结构发声的出口，实现审美的意念表达，既在想象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突显创意与发现。应该说，在这些方面，《金》剧是颇有所得的。

　　既然是舞剧，人物塑造、性格刻画自然成为其必要任务，即便是以舞为主的戏剧方式，同样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就形象而言，四个主要人物均有个性显现，玉墨卑微与庄重的复杂性、戴强侠骨柔肠的英雄气、阿顾柔弱又坚强的正气、书娟纯情而正义的成熟感……区区一个半小时的舞剧，人物性可见，性格侧面可触，人性的丰富可感，构成《金》剧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质：形象鲜明。而每个形象面对危难与生死考验时所体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又具有强烈的共性和人性的光泽，使得形象的认识价值和人文气质陡升了一个层次，但绝不会因此而削弱个性与性格的逻辑与存在，这便增加了舞剧的艺术感染力和思考的意义。

　　舞蹈创作上，《金》剧遵循了传统样式上的细致入微，让肢体语言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性格、气质，秉持多舞种交相辉映的动作构成理念，结构了直面生活与生命本义的语言系统。个性化的小舞段，突出人物特质，有性格、有新意，成为推动戏剧动作的核心创造力，无论玉墨与戴强、玉墨与书娟的双人舞，还是反派人物日军大佐与金钗、少女们的多人舞，形式到性格的个性化探索都有必要的体现。至于几段推进情节、刻画心境的群舞的舞剧化表达，更使人物、戏剧的发展具备了特殊质感与表情，值得肯定。

　　呈现上，《金》剧拥有了超强力的创作阵容——门文元总导演挂帅，大作曲家刘廷禹的音乐，张继文的舞美，潘永超、张娅姝的主演，刘仲宝院长的总出品，构成当今舞剧创造的旗舰团队；加之无锡歌舞剧院之前的声望和始终如一的舞剧思维，便使《金》剧的品质有了基本保证。群舞演员的高水准，整体素养和表达的不同凡响，风格与性格的身体把握，大小段落之间的相得益彰，都提升了舞蹈表情达意的基本品格，使作品整体感增强，审美标准得以统一且富于效果；音乐的个性化设定与处理，赋予舞蹈造型极大的创意空间，让一个多重复杂的主题和矛盾发展具备了真实的可读性，大大拓展了舞剧的表达；舞美的写意性寓于装置性的制作之中，放大的细节成为符号性元素，为表意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当然，对该剧，我本能地有一些不满足，而且很多是“双刃剑”效应使然。其一，结构上，前半部经常会出现人物或情节“急匆匆赶路”的情态，大约是源于戏剧铺排的不够从容，很多细节尚未充分展开，就一溜烟地转到了下一个细节，让人陡生“莫名”之感；其二，与之相接的，便是舞段的跳跃性构成与实际情感、性格和逻辑的脱节和不顺畅，或曰戏剧环节的变动性缺乏足够交代，导致了舞蹈发生的突兀与情感表达的苍白与简单化，所以会有“不知为何而舞”的疑惑；其三，人物形象丰富固然是优长，但结构与体量的限制会掣肘形象塑造的完整性，亦很难展开精细的性格雕琢，内涵的挖掘也便显出“瓶颈”之态，所以会有转换逻辑不够有理和形象构造“诘屈聱牙”的感觉；其四，人物关系与舞蹈表述之间的对应有时会有歧义或游离，经常分不太清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本义与走向，这多少削弱了舞蹈的表意性。如此等等。

　　然而，瑕不掩瑜。总体观之，《金》剧的创新性发展可鉴，意义重大，值得首肯。尤其是其“以小人物揭示大主题”的创作导向和正能量的不懈发掘，值得赞叹。

　　为此，当然应该感谢小说原作者严歌苓女士的无私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