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长夜》的“救赎”

　　中国话剧的诞生，源头之一便为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在圣诞节的演出。话剧作为舶来品，能够在19世纪末戏曲剧目已然非常丰富、形式已然非常精致的中国茁壮成长起来，更多的原因是，它弥补了中国本民族文化中所稀缺的、来自于基督教文明的救赎精神。中国戏曲多以喜写悲，以“大团圆”的结局安慰世人，即使秦香莲被丈夫陈世美抛弃了，人们也会相信她能通过包公讨还公道，在简单的“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中寻求心理满足。这种乐感文化，显然不利于处于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中的中国民众。中国话剧受到中国人的关注，除了宣传革命，就是让人们开始反思自己浑浑噩噩的生活，产生原罪感，并试图获得救赎，最典型的莫过于曹禺的《雷雨》 。

　　日前，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现实主义题材剧目，也是院庆剧目《长夜》 (编剧：李宝群、导演：查明哲)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长夜》八易其稿，不断打磨，足可见查明哲导演对剧本的重视程度。在之前的剧本创作研讨会上，查明哲导演谈到，他想在《长夜》这个农民工题材的戏中体现奥尼尔戏剧的诗化因素。彼时，笔者曾表示疑惑，当时就提问：“打工者能看懂奥尼尔吗？ ”查明哲导演闪烁着他理想主义的目光说道：“可以的！ ”怀着这个问号，笔者走进剧场，看到《长夜》的首演，笔者热泪盈眶，这泪水一为舞台上精彩的演出，二为中国原创现实主义题材话剧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写实的、诗意的、久违了的“救赎” ，这是有良知、有实力的中国话剧人的历史担当。

　　《长夜》的剧作结构采取了锁闭式和群像式相结合的方式。冬夜，一群进城务工已有一些年头的农民工聚集在他们的“精神领袖”嫂子的月牙楼。已然发迹的崔二哥与还在做包工头的佟老三热烈地追求着嫂子；从牢里出狱的虎子抱着复仇的心，追问当年坑他下狱的人……真相大白后，每个人在痛苦的煎熬中，走出漫漫长夜，迎接黎明。 《长夜》中透着奥尼尔的《走进黑夜的漫长旅程》 《天边外》 《琼斯皇》 、曹禺的《日出》 《原野》 《北京人》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的情愫和痕迹，但它又是当代的，展现了当代底层劳动人民的苦乐，尤其是他们的苦难——自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之后，笔者未见过比《长夜》中农民所经受的苦难更深刻、更深沉的苦难。查明哲导演这种直视现实、这种慈悲情怀，恰似一道闪电，划破莺歌燕舞的娱乐戏剧夜空。

　　《长夜》最后一幕，在全剧高潮之后，不再是剑拔弩张的悬念、冲突，转而为主人公们各自思索、情绪，这种看似散淡却又饱含内在戏剧矛盾的戏，是笔者对《长夜》最为欣赏、最为感动的部分。同时，正是这一幕戏充盈了“救赎”精神。崔二哥与佟老三酒后吐真言，他们诉说内心的痛楚，仿佛在教堂忏悔，“恶分大小吗？ ” ；荷花向虎子坦白了自己为了救他，做过“站街女” ，“天总是黑的，可我不想在夜里活着” ，“咱的日子还得朝亮处走” ；年轻一代的月儿和二龙诉说着对未来回老家种花务农的向往，“不再为钱活着” ，“为了这个梦想生，为了这个梦想活” ；嫂子向崔二哥、佟老三说了自己的秘密……整幕戏，如同一部交响配乐诗，循序渐进，跌宕起伏，迈向情绪高峰。

　　《长夜》对现实的穿透力度，在当今是绝无仅有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原罪” 、官僚腐败无耻、暴发户为所欲为、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众生相以及他们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牺牲……尽管“长夜”漫漫，可黎明终将来到，人该怎么活？笔者不禁想到曹禺先生谈《日出》创作动机时说的话，“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