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十九世纪——看国家话剧院版《简·爱》

　　去看国家话剧院的《简·爱》前，我有一个担心，一个期待。我担心此剧太言情，我期待“阁楼上的疯女人”有一个新表达。

　　上世纪70年代末，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后，《简·爱》获得了新的解释视角，罗彻斯特的妻子伯莎·梅森，关在桑菲尔德阁楼里的这个疯女人，在文学史里沉寂了130年后，突然有了自己的声音、思想和形象。在吉尔伯特和古芭看来，高大强悍的伯莎，不是简·爱的障碍和敌人，而是她内心激情的黑色倒影，是我们女主人公的愤怒造型。她的每一次出场，都是简·爱压抑内心的一次释放。

　　快半个世纪了，伯莎的新形象基本成了关于《简·爱》的常识，这个，从《简·爱》的无数现代改编中看得出，甚至在当代动漫《白雪公主》中也看得出。保守如好莱坞，也知道把白雪公主后妈这样的危险女人塑造成新女性。某种意义上，“阁楼上的疯女人”象征了《简·爱》改编的现代地平线，如何处理伯莎·梅森是一个考验。

　　不过，国话版《简·爱》选择简化“阁楼上的疯女人”。整场戏两个半小时，全部压力在扮演简·爱的袁泉身上，这也使得袁泉始终处于台词的紧张状态，而和她构成对应关系的罗彻斯特，因为伯莎的简化，结构性地获得了一种松弛感。本来，王洛勇的形象还算符合夏洛蒂的描写：中年沧桑，个子不高，不英俊，但是，这个罗彻斯特在舞台上喝得太多，笑得太多，声音也太响，莫名其妙地让人觉得像上世纪80年代的老干部，枯木逢春般地迎来一段黄昏恋。

　　当然，这段黄昏恋也有好处。整场戏，因为伯莎没有向简·爱馈赠她的黑暗，简·爱一直很圣洁；又因为伯莎没有构成罗彻斯特的资产阶级前史，罗彻斯特一直也不神秘，所以，简·爱和罗彻斯特的爱情由此倒是克服了煽情的倾向，令人担心的舞台琼瑶腔，一直非常有效地被制服在温良恭俭让的人物关系中。

　　但是，担心和期待同时落空了的《简·爱》，却让我感受到一个更大的问题。

　　国家话剧院的《简·爱》，至今演了100场，票房好，口碑也好，很多评论表示，这是一出让人重温过去记忆的《简·爱》。这个，我和无数观众一样，感同身受。从桑菲尔德出走的简·爱，再次回到双目失明的罗彻斯特身边时，舞台上是一长椅、一棵树，金黄的灯光打在男女主人公身上，他们最后的团聚带着一种天堂般的纯洁：再也没有障碍，没有了阁楼上的疯女人，没有了阶级差异，也没了金钱阴影。一直被认为是小说败笔的“简·爱获得遗产”，在这个话剧结尾中，也被删掉了。总之，这两个人，既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爱情中的平等。一切，不能更完美了。上世纪80年代，《简·爱》风靡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被这种幸福和圆满击倒。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相貌平平的简·爱，是最好的移情对象。插一句，琼瑶阿姨能风靡中国大陆，靠的无非是《简·爱》《傲慢与偏见》，这些经典小说的故事框架。我们那时候读《简·爱》，看《简·爱》，对疯女人也没有一点关注和同情，在相对禁欲的年代，激烈的伯莎·梅森是我们没有能力面对的力量，只能关在阁楼里，最后让我们如释重负地从阁楼上跳下了事。

　　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当代最先进艺术力量的中国剧场，依然只会讲《简·爱》中的灰姑娘故事，而且把这个故事讲得如此干瘦，我就觉得，今天的困境不是表现能力的江河日下，而是新故事模式的无力催生。说到底，100个场次的《简·爱》，肯定不应该只是经典重温，而伯莎无力真正进入新版本，预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方式，还只能停留在“简·爱和罗彻斯特”的方程式中。

　　我知道，用“伯莎”来要求《简·爱》，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无理取闹，而且，这一版的舞美和场景真心不错，灵活又自由；简·爱和罗彻斯特之间感情的克制，对当下喧哗又滥情的影视剧，真是很好的示范。但是，国话版的诸多好处，更令人感到这个世代文艺的绝望：天赋可以成全一个好角色；天才可以造就一台好布景，但是，一种新的文艺样式，却需要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去推动。这个感觉结构，一般情况下，会首先呈现在前卫的话剧舞台上，但今天的这台《简·爱》，显然比1847年的小说更胆怯、更保守。简·爱为什么不能继承巨额的遗产？她和罗彻斯特的爱情会在这份遗产前失衡吗？金钱会让这部爱情罗曼史变得难以辨析吗？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小说中的金钱一样，可以很黑，也可以很亮，如何把握，正是时代要义。可惜，我们的舞台全部避开了，这让我觉得，我们还生活在19世纪，甚至更早。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