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我笔下的世界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

　　“迁居好像水的循环往复，像水流一样的人流，受寻找的理念支配，而只要人类寻找的状况不结束，移民作为文学、文化的现象就会长久存在，才有这么多人关注不在故乡而书写故乡的人。”在上周六位于上海的思南读书会上，作家张翎和《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的对谈中，张翎在回忆自己写作的心路历程时如是说。

　　许多作家都曾有背井离乡的经历，并形成了身在他乡，回望故土的写作视角。在主题为“离去也是一种回家的方式”的对谈中，张翎说：“勒·克莱齐奥走过那么多的地方，回忆时最多的是他的故乡非洲。他说，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这让我想到，漂流和书写故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解读中，有一点引起了张翎的思考：“当我们处在感觉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时，诺奖鼓励我们打破这样的疆界走出去，进入某种探险的状态。对我而言，祖国的环境、母语环境、我所熟悉的创作思路都是很安全的，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你需要进行一些破坏性试验。”

　　许多初至国外的人，由于不适应陌生环境而会有一种激越、控诉式的感情，这在不少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中也会以诉说离愁和苦难的形式呈现，这在张翎的写作中却难觅踪迹。“也许那么多年先谋生再写作的经历，意想不到地把我语言里的八股沉淀掉了，把激越的情绪沉淀掉了，让我能够以更平静的姿态来面对写作。”而谋生与写作的关系，张翎也看得格外清楚：“成为一个作家有两个陷阱，一个陷阱是太穷，一个陷阱是太富。过于贫穷的话，使得你会去为柴米油盐操很多的心，写自己不愿意写的事情。过富则会失去一些很尖锐的视角，这也不是我愿意的。”

　　在还未开始集中写作时，张翎的身份是听力康复师，她的病人除了因病导致听力障碍的，还有一部分来自在曾在战场服役的退役军人和为逃离战火而远赴他乡的战争难民。与这些人的接触，让张翎时常陷入思考：究竟他们是病人，还是我是病人？他者的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张翎的痛，并使她的写作逐渐进入一种疼痛书写的状态。

　　长期身处海外，张翎坦言，大多数时候，写作是一个相当孤独的个体劳动。“有句时髦的话，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文学创作是不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每一代的写作是否会因为依托前人的经验、资源而写得更好？我不敢肯定。我知道的是，文学几乎没有固定样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一次创作的开始永远要从零开始。”在回忆自己这些年的写作时，张翎并不否认地理上的隔绝给她写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感觉我没有根，不能像国内的一些作家一样，有一种很深的脚踏实地的感觉，我已经没有了。从我离开故土的那一刻起，我的根就已经被拔起了。但是又不能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扎下那么深的根，这是对我很大的破坏性。反过来说，距离又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距离有的时候可以提供合理性的审美空间，让我看到一种尘埃落定的清晰和整体感。”

　　在谈及自己如今的书写状况时，张翎更愿意称之为“第三国度”：“我笔下书写的世界，既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而是这里和那里中间的、某一个我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空间，我叫它第三国度。在这第三国度里，我找到了浅浅的根，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我丢掉根的现实，只能借助这么一个视角，在我的写作里面能够带出一点点不同的东西，这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