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评说70年

　　周立波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70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可归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最早评论周立波作品的文字是1938年7月汉口《全民周刊》发表的罗之扬评周立波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的文章，文章指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写出了“战斗与自由之中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界对周立波的研究集中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和《山乡巨变》以及他在同时期创作的一批短篇小说上。1948年《暴风骤雨》出版后，评论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署名“芝”写的《推荐〈暴风骤雨〉》。作者从新人形象、革命主题和民间语言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肯定。1955年《铁水奔流》出版后，许多评论文章都集中在小说的主人公“李大贵”身上，认为作家写出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形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山乡巨变》的评论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肯定周立波突出的个人风格，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秋耘在1962年写的《〈山乡巨变〉琐谈》：“总的来说，《山乡巨变》的作者在艺术追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耀目的艺术光彩、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灵细致的剖析、对农村新生活富有诗意的描绘，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另一方面，也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周立波的艺术风格提出了批评：“作者表现了一种虽然还是刚刚冒头的、但却是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地追求艺术技巧。…… 我觉得这种单纯从艺术技巧上下功夫会为创作带来损害。”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看到了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人风格，虽然有少数人从审美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肯定，但在反右斗争激烈开展的文学批评氛围里，许多评论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来评判周立波的作品，认为他过于注重艺术风格而损害了作品的政治意义。

　　1980年以后，评论界不仅关注他的作品，而且也开始对作家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的周立波研究趋向于综合性。1985年庄汉新撰写的《周立波生平与创作》，1986年胡光凡所著的《周立波评传》以及1988年出版的《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对周立波的生平、文艺思想、艺术风格与创作成就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标志着周立波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年以后一段时间，文学评论界开始反思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的“十七年”文学，对它们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其在故乡创作的短篇小说也难逃被批评的命运，一些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有按中央文件图解生活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然而大多数人仍然肯定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有的评论家认为周立波从“文章贵乎自然”这一审美观点出发进行探索，他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生活的独立见解和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除此之外，文学史著作对周立波及其作品都有所记录，各高校自编教材都以较多的篇幅或独立的章节对周立波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主要从思想和审美的角度对周立波进行了正面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后，评论界对周立波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他整体的文学史地位作了新的发掘和评判，出现了从多元化角度解读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势。1992年，唐小兵在香港《21世纪》杂志上发表《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文章重新解读了周立波作品中的方言土语，认为《暴风骤雨》中的农民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装饰意义的词汇，而在作品中起组织作用的句式与语法，即作品的主导语言，都是肖队长的语言，是体制化了的语言。“农民语言是某个意义上的点缀，而不是意义本身。” 2003年，贺仲明发表《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一文认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并非是对政治理念进行简单的图解，而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与乡村泥土融为一体，表现出了强烈的生活特征。新世纪的文学史著作不再纯粹从政治或者审美的角度来解读作家及其作品。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06年)专门讨论了《山乡巨变》的“民间文化形态”因素。董之林出版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2008年)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山那面人家》等短篇小说。她从作家的文化背景、作品的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和贯穿作家创作的文学精神，分析了周立波创作的唯美倾向。她认为周立波的创作绝非一种“纯文学”的选择，他与时代同步，与革命共命运。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文学潮流基础之上，他富于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他创作的唯美倾向表现对“抒情诗的幻想”的推崇，在把握和应用语言方面具有超强的能力。周立波“绝不像一般表述的那样，仅仅是延安时期或‘十七年’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典型”，他的创作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自律性的虔敬，以及奋不顾身的追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则从“农村题材”与“乡土文学”的区别入手，探讨周立波小说的个人特色，认为周立波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他是“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这种新的研究角度，拓展了研究空间。

　　2006年，“周立波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把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放到中国乡土文学史中进行研究，以文化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乡土小说的继承与超越。其中王又平认为周立波是以干部和游子双重身份来观察、叙述乡村生活，在作品中尽力地展现民间生活场景，给民间话语留出了大片空间，还原和表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显示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充足。在他的作品中，歌颂合作化的显性文本结构与民间隐性结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达到一种自然的融合。2008年，益阳三周研究会组织召开了周立波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贺绍俊在会上指出了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中的特殊意义以及对他的合作化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两次研讨会将周立波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作品还曾被翻译成英、德、法、捷克、俄等多国文字，同时也伴有相应的评述。苏联文学家兼翻译家B·卢得曼娜(ВлРудман， 1910-1954)翻译了《暴风骤雨》，并在译者序言中对该作品进行了评介；B·克里夫佐夫(В.Н. Кривцова， 1912-1983)翻译了《山乡巨变》正、续两篇，并分别写有长篇序言《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春到山乡〉》与《〈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序言》，对该作品从内容到情节到人物形象进行了描述与概括；日本学者安岛彬翻译了《暴风骤雨》，并著有研究文章《暴风骤雨》，收录在《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一书中。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如日本学者阿赖宏耶撰写了文章《周立波创作简论》；林曼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中也对周立波进行了论述。以上这些外国学者和汉学家高度评价了周立波的文学成就，他们的工作重在对周立波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进行介绍。

　　上述周立波研究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周立波进行阐释和解读，推进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是他们都未提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最早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的当属唐弢，他对周立波短篇小说做了如下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淳朴、简练、平实、隽永。作者余味无穷地赞颂了农村新气象，提供了安详轻松的小幅。阿·赛罗夫描写的十月革命名画《冬宫攻下了》，一个赤卫队员和他的同伴老年士兵，两个人站在散乱着弹片和碎石的台阶上，点燃起战后的第一支烟卷，那么安详、那么舒畅。周立波的短篇也有类似的情调。他为自己的艺术开创了新的天地，建立了新的风貌。”他认为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与阿·赛罗夫的名画有相似的情调，遗憾的是他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并未就此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1985年4月，李庆国发表了题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论文，首次对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的前半部分梳理了周立波翻译外国文学、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历史，后半部分则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对比，比较了两部小说的写作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景物以及心理描写等方面的异同。作者认为两部作品有相似性是因为周立波借鉴和汲取了肖洛霍夫的艺术特点，但是他并非生硬地模仿，他在创作中也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该论文虽然在对比两个作家的作品时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是它开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周立波的先河，为周立波研究引入了一个新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开始研究基希(Egon Erwin Kishch， 1885-1948)对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影响。李仕中的《基希的影响与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丁晓原的《周立波对报告文学名著的翻译与研究》都介绍了周立波对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的翻译，也注意到了基希对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周立波对基希报告文学观的总结与实践上。这是对周立波与基希的报告文学关系最早进行的研究。但这两位学者在探讨周立波的翻译时均未能进行译本研究，也未探讨基希的作品对周立波创作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也都不够深入，因而有待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一批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周立波的论文。其中华济时、皮民辉、吴格非等从周立波的整体作品出发，研究周立波创作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重在史实的介绍，所得结论与1985年李庆国所作的论文相似。另有蒋芳的专题研究：《周立波对巴尔扎克在中国传播的贡献》，文章通过周立波对巴尔扎克的阅读和他在延安鲁艺授课时对巴尔扎克及其文学作品的讲解，从艺术的真实观、典型化以及写作取材等方面切入，分析周立波对巴尔扎克文学思想的接受。该论文是笔者目前见到的惟一一篇选取周立波鲁艺授课进行研究的论文。

　　还有一批朝鲜留学生在硕士论文中将周立波与他们本国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比如金宽雄的《前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中的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研究》(2007年)、崔盛学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李箕永的“土地”比较研究》(2007年)和安太顺的《中朝土地改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2007年)。他们的论文对两国的农业集体化与土地改革题材小说进行了对比，重点比较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朝鲜作家李箕永的《土地》。他们从两国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文学思想、创作目的等入手，考察中朝两国作家、作品的异同。虽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创作时间与主题上都与朝鲜作家的创作相近，但这些研究未能揭示出两者间的事实联系，因此这种对比显得较比生硬和牵强。

　　上述研究对周立波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翻译中的贡献做了不同层次的总结与探讨，丰富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他们共同的问题是不够系统和深入，没有揭示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因此在该方向上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综观周立波的创作，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固定存在。事实上他的作品除了受具体的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当时风行于中国的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被提出来后，立刻被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家们介绍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是被作为一种革命纲领，成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在这段时期，所有作家的创作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发展保持着同步关系。生活在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周立波也不例外。身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文化场”内，周立波必然要受到形成该场的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他也会受到这个文化场自身整体变化的影响。反过来，作家个人也会对整个场的变化、发展起作用。因此对周立波的研究就不能局限在他的单篇作品上，而应放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有一个由学习到逐渐深入了解，并且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源泉的过程。因此笔者质疑当代文学史将他定位为一位纯粹的乡土文学或是农村题材文学作家是否合适，并希望能对周立波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