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延安之路

　　周立波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翻译家与作家。“延安时期”的周立波不仅评论过中外作家的众多作品，还创作过大量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

　　周立波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初中的时候，他开始接触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受到“五四”以来新文艺思想的影响，思想追求进步。他还受湖南工农运动的影响，倾向革命，曾因为参加游行差点被学校开除。1928年，周立波同周扬一起去上海，继续参加革命运动，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参与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被捕入狱。在参加革命之余，他自学英语，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并进行理论翻译，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做了积累。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周立波怀着抗日救国的情怀，与周扬、艾思奇等人离开上海奔赴延安。途经西安时他服从党组织安排担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的翻译，同时担任战地记者，访问了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抗日前线。1938年，他创作了我国最早反映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从1938年底到1939年，周立波受周恩来指示在湖南沅陵、广西桂林办报。

　　1939年11月，周立波奉调去延安，并于12月到达延安。从1940年开始，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讲授“名著选读”一课。当年的延安物质极度匮乏，各种教材、图书资料稀缺，然而在艰苦的条件下，周立波在昏黄的油灯下，在那时被视为最高级的各色油光纸上，在鲁艺东山的窑洞里陆续写下了关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十几万字的讲课提纲。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讲稿都已丢失，保存下来并发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该讲稿于1982年首次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的第2、3、4期上，题为《在鲁艺的〈名著选读〉讲授提纲》。1984年，该讲稿再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周立波鲁艺讲稿》。徐迟曾专门撰文，盛赞“这份《立波遗稿》真正是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美学瑰宝”。

　　相比国统区和抗战前线，当时延安安适的生活供给、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的学习风尚，让经历过上海牢狱之灾、连吃饭都是问题的周立波感到非常满足，让他有一种难得的自在和欢快。正如他在到延安不久后的1941年写的长诗《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中所歌唱的那样，“我希望早风把我的歌带走，带给远方和远方的人们，让他们相信，让大家相信，生活里有很多美丽的东西……”初到延安的周立波的诗歌创作更多的是个人情怀的流露，这是“爱情的魔力”。如刊登在1941年墙报上的“情诗”里边有这样的诗句：“天上的星星，地下的眼睛。比起天上的星星，我更爱地上的眼睛。”周立波表达了对恋人林蓝的爱慕之心。

　　1941年春，鲁艺文学院第三期学员结业，鲁艺的几名学生被派往延安县碾庄乡参加实际工作，周立波得知后，也主动要求到乡下住一段时间。他在乡下住了两三个月，真正接触了农民，在此期间，他趴在土炕上写下了描写农村生活的最早的短篇小说《牛》。这篇小说连载于当年6月6日、7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它很真实、也很贴切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生活场景，是周立波创作“工农兵”题材的初步尝试。与此同时，经一位同志的“建议”，周立波开始创作反映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西牢狱中生活的短篇小说。同年11月，他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编辑出版了文学双月刊《草叶》并在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麻雀》。此后又在《解放日报》《谷雨》等报刊上发表了4个连续性的短篇小说：《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纪念》。在这5篇小说中，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狱中生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监狱的黑暗，以及狱友们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在作者的笔下并不只是严肃沉闷的笔调，也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体现了周立波特有的乐观基调。正如作者自己在《〈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讲授提纲》中所写到的那样“太阴暗的生活，需要装点些欢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周立波展示了极高的天赋，其中《夏天的晚上》成功塑造了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形人物”——六十五号夜差印度巡捕。他一方面受制于英国人，依势惩罚狱徒，作威作福，为非作歹；另一方面他背井离乡，身在异乡，也有着很深的怀乡病，有着人性中柔软的一面。这为周立波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成功塑造“中间型人物”积累了经验。

　　周立波早期创作的这几篇小说，有描写革命者、知识分子的，也有描写普通群众生活的，并没有严格的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但思想内容、语言、文学基调、作品的形式都蕴含着某种重大改变。

　　就在周立波小说创作的探索期，1942年5月，我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亲自邀请鲁艺的几位同志谈话，周立波也在邀请之列。毛泽东的热情好客和关怀给周立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毛泽东的谈话，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育。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处于小说创作“初创期”的周立波来说影响是巨大的，激起了周立波灵魂深处的反省和自我剖析。文艺座谈会后，鲁艺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党员和坦诚的知识分子，他自觉地进入了整风运动，并且担任文学部(包括文学系和文研室)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确定了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他决心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讲话》发表后，他写作了文学论文《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秧歌的艺术性》等文章，对《讲话》精神进行了有意识的吸收，并严肃地进行思想的自我批评、自我改造。在《思想，生活和形式》中，周立波说，“把心扶正，就是改造思想，就是要不断的和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情思作斗争，就是要把自己的心的愿望，与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连接在一起”。

　　周立波思想的转变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也体现在实践中。周立波反思了以前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决心彻底地切断小资产阶级尾巴，并且不断参加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强化与工农兵结合的决心。1944年2月，周立波调《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副刊。但他为了与工农兵结合，深入实际斗争生活，主动报名参加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随军南征。南征中，周立波在司令部担任秘书，和广大战士一起，冒着严寒酷暑和战火硝烟前进。1945年8月，他随部队进入湘南，被国民党重兵围困在八面山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南征北返中长途跋涉1.5万余里，周立波用两条腿走过七个省的战场，被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他后来根据南下的经历创作出报告文学集《南下记》，包括《王震将军记》《王首道同志和别的几个领导者》《李先念将军印象记》等共14篇作品。1946年冬，东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周立波亲自参加土改，坚持与贫困农民同甘共苦。通过约半年的共同生活和斗争，周立波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真正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7年5月，他开始构思、创作反映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写作过程中，他还继续深入生活，充实素材。他的创作源泉来源于“工农兵”的真实生活，不仅思想内容上，人物塑造上，而且在语言上都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旨。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东北农村土改的真实记录，塑造了多位典型人物。赵玉林是位体现新时代精神的新农民英雄的形象，在土改中勇敢、坚定，不仅为了农民的眼前利益奔波，而且为了农民长远利益奋斗，具有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最终因英勇抵抗恶霸地主韩老七匪帮的袭击，负伤牺牲。此外还有“中间人物”老孙头，作为一位老贫农，贫苦的出身，让他本能的憎恨地主，向往革命，然而受旧思想影响，私有观念严重，对土地革命并不坚定，几十年走南闯北，饱经风霜的生活经历让他有些圆滑世故，既可爱又可笑。但是在党的教育下，老孙头逐渐觉醒，在克服自己缺点的过程中人物形象也不断丰满起来。

　　《暴风骤雨》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实践在语言上，体现为成功地运用了东北方言土语，语言朴实、自然、清新、明快。《暴风骤雨》的语言完全是从农民的生活中吸取的，大量采用东北农民的口语、俗语，如“针尖对麦芒”、“抱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土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等等，恰当的运用俗语不仅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还能给语言增加生动活泼的特色，如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俗语比喻蒋介石必然垮台的命运；用“人越丑越爱戴花”比喻弄巧成拙的行为；再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俗语都是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去比喻或说明一些事理，比起平直的叙述要生动的多。

　　《暴风骤雨》的创作成为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周立波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继续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继续投入到工农兵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从1951年到1954年，他曾经三次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的艰巨斗争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周立波将全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前后居住10来年，他亲自参加了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社的建社工作，“每当春耕和抢收抢插的大忙季节，他总是跟社员一样，腰上系一条浅蓝色围巾，扎脚勒手，汗爬水流，坚持参加半天劳动”。1957年12月和1959年11月，他先后完成了反映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篇和续篇的创作。《山乡巨变》进一步发扬了《暴风骤雨》创作的特色，益阳方言的运用更为娴熟，人物形象塑造上不仅有丰满的“中间人形象”——“亭面糊”(盛佑亭)，还塑造了以邓秀梅、盛淑君为代表的新时代独立的女性形象，形成了更鲜明的个人创作风格。

　　可以这样说，周立波虽然离开了地理范围上的延安，但是“延安”一直都深藏在其心间，并成为他永远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