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里的文学生涯

　　周立波1928年1月随周扬到上海投身革命文学活动，1937年9月又随周扬一道离开上海到西安。上海10年，周立波由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名左联战士，左翼文艺的重要理论骨干。

　　在上海，他们住在闸北四川路一个亭子间里，一方面如饥似渴寻找党组织，一方面为生计奔波。

　　1929年6月周立波用一张假高中文凭考入了上海劳动大学。这个学校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这所学校是他文学生涯的起点。当时学校安排学生轮流当食堂采买。他写了一篇千字文《买菜》，刊发在1929年11月29日《申报》上，以绍仪的谐音小妮署名。这是他的第一篇散文。学校里进步学生很多，还有地下党员，周立波很快与他们接触上了。当时的地下党组织认为：“一条标语，一张传单顶得上一颗红色手榴弹。”周立波早就渴望这种火热的斗争生活，他经常参加同学们组织的飞行集会和游行。1930年五一节前夕，周立波在张贴传单时被校方发现，开除了学籍。他回益阳清溪村老家住了3个月，又重返上海，开始学习英语，与周扬共同翻译了一部苏联文学作品《狗胡洞》。

　　1931年，周立波考进了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党发动全市工人大罢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持十九路军坚持抗战。周立波担任了印刷所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开展了年关的罢工斗争。这年的2月6日下午，周立波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蛮横的工头抓住，打落了眼镜。他毫不示弱还了手，被工头扭送到巡捕房拘留，三天后转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周立波被捕后，周扬找了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胡秋原。他请胡出面保释周立波，却遭到胡的断然拒绝。周扬对胡秋原如此无情无义十分气愤。他在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芸生痛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后来，鲁迅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一文，提出了批评。周扬东拼西凑地集了三四十块光洋，请当时有名的红色律师潘震亚为周立波出庭辩护。潘震亚律师竭尽心智义正词严陈词申辩，但周立波仍被判刑两年半。宣判时，周扬、廖沫沙等人在场。

　　24岁的周立波，把监牢当成特殊课堂。在狱中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吴黎平、曹荻秋、孟超等。虽然他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和政治学习，据吴黎平回忆，他在晚上看守不多巡回时以传话方式讲唯物史观，周立波总是认真听；他有一本《资治通鉴》，周立波借了反复阅读，还坚持在狱中继续进修英文。周扬给周立波送去一本《英汉双解字典》，他收到后爱不释手地阅读。

　　1934年8月，周立波出狱了，两年半的监牢生活，对他是严峻的考验也是革命的洗礼。虽然身体赢弱不堪，他政治上却成熟了，学识也长进了。

　　1934年8月，周立波被释放出狱后，为了避开敌人的监视和调养身体，回到清溪村老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后，第三次来到上海。这年，他加入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左联的一名理论战士，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后起之秀。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统治者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进行文化围剿。以鲁迅为旗手，郭沫若、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等左翼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周立波在斗争中作了很大贡献。3年多时间里，他翻译了100多万字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撰写了80多篇理论文章。

　　1935年12月1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得立波信，即复。”

　　从这则日记可知，周立波写了一封信给鲁迅，鲁迅当即给周立波回了一封信。周立波的信与鲁迅的回信都已找不到了。他们俩人的书信往来是怎么一回事呢？

　　周立波一辈子崇拜鲁迅，他写过许多评介鲁迅的文章。据考证，1934年12月31日，他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了《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指出阿Q的形象是我国新文学中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1935年7月10日，他又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二卷五期发表《文学的永久性》一文，进一步肯定阿Q“光荣地成了国际的人物”，即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这年12月10日，他再次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三卷三期上发表《替阿Q辩护》一文，用对话的形式，对《阿Q正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此文发表后，周扬建议将剪报寄给鲁迅。周立波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剪报寄给了鲁迅。鲁迅12月13日的日记，就是指这件事。

　　关于周立波来信及鲁迅复信的内容，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曾致函询问过周立波。

　　1977年10月14日，周立波给陈回信答复：

　　我的信的内容，大致如下：我说我很爱读他的文章，有些文章，如《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我读后十分感动。其次，我问他，阿Q有无模特儿？他是怎样熟悉像阿Q那样的雇农的生活的？鲁迅的回信，主要是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家在城里，常常雇用从乡里来的雇农作为短工，他因此和他们有接触的机会。他对我的文章没有提出什么意见。那时候，我27岁，写的信带着青年人的热情，鲁迅回信很快，信也写得很亲切。信封写的是我当时和家里通信用的名字：“周菶梧”。信里写的，记得是“立波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