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与反思：《讲话》接受史中的周立波

　　作为亲身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周立波，与《讲话》 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考察周立波之于《讲话》的接受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37年9月，党员作家周立波随周扬、艾思奇等人前往西安。1939年调任延安鲁艺，在堂叔兼挚友周扬的关照下出任了编译处的处长。此一时期的周立波有两个特点非常鲜明：一是个性强。老战友严文井晚年在《我所认识的周立波》中说：“立波(取自英语liberty)同志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表露无余，从不加以掩饰。他是个热情的，因而也是个容易爆炸的性格。”(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91页)事实也确如严文井所说，周立波曾因为蔡若虹夸赞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而当面不高兴地说：“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为什么你不提？”并因此与蔡若虹大吵起来；(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14页。按：周立波和蔡若虹当时显然都不知道，宋庆龄其实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另一次是1940年夏，鲁迅艺术文学院为欢迎从新疆来的茅盾而召开茶话会，因为不满一个人唱了俄国讽刺歌曲——《跳蚤歌》(原为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一首讽刺诗)，周立波“马上拿起一把茶壶甩了过去，打得粉碎，使主人和客人都感到很尴尬”。(严文井：《我所认识的周立波》，《周立波研究资料》，第91页)周立波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作为“时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歌德派一员。周立波曾这样抒情道：“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像阳光相信他的温暖，/……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共产主义：真诚，/毛泽东：真诚……”(《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对此，严文井回忆证实说：“在延安时，他主张歌颂光明，他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有一种真诚的感情。”(严文井：《我所认识的周立波》，《周立波研究资料》，第91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因为准确站队和及时跟进而成为鲁艺总支部委员会委员，整风运动中还担任了文学部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既然作为贯彻《讲话》的带头人和执行整风运动的领导者，自然要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立波的《思想，生活和形式》。文中，他不无反思地写道：“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子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不习惯，有时也不愿意习惯工农的革命的面貌。”同时，还受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艺的影响”，“歌唱个性自由”，“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对于我们，思想的改造，立场的确定是最要紧的事”，“不站稳立场，甚至于失掉立场”，“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思想改造了，就是写工农以外的人们的生活，对于革命，也有益处”。针对左联作家因为强调立场只能写出一些公式主义的作品的论调他反驳说：“左联真有一些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也不能归罪于思想立场的强调，应该说那些创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还不正派，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分，主观主义的成分在里面。”针对自己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中注重外国文艺的形式而选读中国的东西少的问题，他检讨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还说，外国文学的长处要学，例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但是“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意识之流’等等，是要不得的”。关于周立波贯彻《讲话》精神而率先检讨的举动，胡乔木晚年在回忆中说：“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63-264页)

　　不仅如此。1943年4月3日，《解放日报》在发表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同时，也刊发了周立波落实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精神的表态文章《后悔与前瞻》。文中，周立波结合自己下乡和到部队却没有写出好作品的亲身经历，反省并分析了原因：“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其次，是中了书本子的毒。……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看不见群众，看不清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第三，在心理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之后他检讨并总结道：“有了这三个原因，使我走了错误的一段路，没有好好的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后悔已无及。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之后他还畅想了作家下乡后的前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新文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成，毛主席的方针，一定会好好的实现。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刘志丹，赵占魁，吴满有和申长林，会光彩夺目的走进我们的书里，鼓舞我们，并且教育我们的年青的一代。”

　　周立波真诚接受《讲话》精神，主动改造思想，再加之与周扬的特殊关系，自然很快赢得组织的认可。1944年2月他被调入《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副刊；之后周立波还身体力行地申请随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军队南下，在战火纷飞中改造自己；接着，他又参与到东北土地革命的巨大洪流中，并写作了《暴风骤雨》——后来获得了带给其一生巨大声誉的斯大林文艺奖金。

　　1949年后，作为革命胜利者和功臣的周立波，自然更有资格作为《讲话》的诠释者和代言人。

　　1952年《讲话》出台10周年之际，周立波撰写了《谈思想感情的变化》发表在《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合刊上。文中，他在再次强调《讲话》的重要地位后指出：“现在还有一些自视颇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讳言改造，认为思想改造对自己是必要的，特别是做过一些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包袱颇重，常常不大重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又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之后他以自身深入工农兵的经历举例说，自己在鲁艺教书时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是为资产阶级的文艺家的唯心观点蒙蔽了的结果”。自己“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由此，他进一步分析道：“许多和我一样，从旧式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的了解，我认为还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当他们描写工农兵的时候，容易歪曲他们的形象。”“我们的作家，要看得深些，要写出工农兵和他们的先锋队员们的这些优良的本质的特征，才能算是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能算是工农兵的亲切的知己。”

　　1957年，也就是讲话发表15周年时，周立波再次撰文《纪念、回顾和展望》发表在《文艺报》1957年第7号。文中，他除了再次重温座谈会召开和《讲话》的重要性外，针对自己脱离群众的问题解剖说：“现在想起这些脱离群众的情况，觉得自己真有点糊涂。有着这种糊涂思想的人，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多，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但是，“受了《讲话》的启示，也由于座谈会以后的文艺领导上的正确的安排，我逐渐地接触实际，我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渐渐地有了一些改变了。十五年里，我到过部队，住过农村，也下过工厂。我在群众中间的日子多起来了，文章也多了一些，虽说不见得出色，但总算是有了一些了，以后打算再写一点点”。

　　与思想改造相伴随的是，周立波在创作上也积极践行《讲话》精神。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钢铁工业成就，他写作了《铁水奔流》；为反映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写作了《山乡巨变》；他参与摄制的《解放了的中国》，再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开始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为了响应中国作协号召，他作为最早一批作家到农村安家落户。

　　正因为周立波虔诚地接受《讲话》，并努力付诸于实际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陈涌在晚年回忆中这样表彰说：“决定立波同志以后整个发展道路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显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使立波同志本来的革命本能，本来的单纯、真挚的性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他的可贵的品质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和力量。”(《我的悼念》，《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应该说，周立波这些接受《讲话》的改造——检讨性文字是出自真心的，他的那些带有革命崇高感和豪迈精神的壮举也勿需怀疑，这是绝大多数投奔延安的左翼文艺家们共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