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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在鲁艺前期的“启蒙”文学活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22日11:44 来源:中国作家网 申朝晖

  周立波被视为20世纪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革命文艺家,不同历史时段,对其人、其文的毁誉褒贬基本都出自于这种定性评判。但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周立波曾以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在延安展开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启蒙”文学活动。本文所说的周立波“鲁艺前期”,指的是他从1939年12月抵达延安,到1942年5月《讲话》面世之前的这一特定的时间段。在这一时期,周立波的“启蒙”文学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集会结社、兴办刊物

  1939年12月底来到延安,直至1944年2月,这一时期的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在工作、教学之余,周立波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鲁艺的一干同好,仿效“五四”文学风尚,于1941年11月1日组织了延安颇负盛名的文学社团“草叶社”。从“草叶社”的命名来看,它并未采用当时延安文艺界颇为流行的名词术语,而是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所以说,草叶社的创立者周立波等人,在延安解放区意图建立起的是一个具有浓厚启蒙色彩、现代审美意识的文学社团。“草叶社”是延安时期鲁艺校园内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教员、学生集结的主要阵地,在这里,他们畅言爱、人性以及文艺的暴露与歌颂的问题;在这里,他们诵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彼此进行切磋交流。在延安土得掉渣的窑洞里,周立波等人创办的这个具有浓郁启蒙色彩的“文化沙龙”,对于促进鲁艺广大师生的文学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草叶社”还编辑出版了《草叶》双月刊,为延安前期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的“小鲁艺”的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文学作品,阐释文艺主张的园地。《草叶》从1941年11月1日问世后,至1942年9月15日停刊,共出版了6期,先后共发表了46篇文章,其中包括周立波的短篇小说《麻雀》,何其芳的诗歌《黎明》《黎明之前》,艾青的诗歌《野火》,惠特曼的诗歌《兵士们的尸体》。《草叶》虽然也立足于解放区的抗战生活,与解放区军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它所具有的精英文化的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草叶》期刊的文学宣言《给读者们》便强调“要使读者能够读下去,就是说要有一定水平的技巧……要有一定分量的艺术性与革命性结合起来的内容。”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解放区,摒弃了“抗战”、“民众”等流行文化符号,把文学的“技巧”、“艺术性”放在首要地位,不难窥见其所具有的超越政治斗争的目光。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影响下,《草叶》上所刊登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书写青年一代在追求理想、光明的过程中,由痛苦、迷茫、感伤到激动、欣喜的心路历程,颇具“五四”时期“为人生派”文学的遗风。《草叶》呈现出的浓厚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情趣,充分证明了当时身处贫瘠、闭塞的陕北黄土高原,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编辑部成员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文学作品的品位,他们在《草叶》上寄予了自己的文学追求与理想,意图以此为偏僻、落后的延安解放区带来文学及思想的双重启蒙。

  显然, 周立波参加创办的“草叶社”及其《草叶》杂志,在延安解放区代表着精英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救亡的“启蒙”立场,对于提高延安解放区的文艺水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延安解放区的文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草叶社”的文艺主张与当时的毛泽东文艺观念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1942年9月,在《讲话》面世后不久,“草叶社”的解散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草叶》这个对于研究延安时期文艺史及出版史具有较高价值的刊物,便长期被人们忽视了,在一些档案资料汇编中也失去了它的踪迹。

  发表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作品

  在鲁艺前期,以《第一夜》《麻雀》《牛》等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小说创作的出现,代表着最契合周立波个性特征的话语方式的初露端倪。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及《讲话》的影响下,周立波自觉地对自己的文艺观念及创作实践进行了反省和调整。

  从现存的资料看,周立波在鲁艺前期发表了12篇作品。1940年4月5日,在延安《中国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散文《雾里的湘西》;1940年6月18日,在延安《新中华报》第6版发表了散文《这样纪念高尔基》;1940年9月15日延安《大众文艺》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翻译小说《一个琴师的故事》(美·哥尔德);1941年延安《中国文艺》第1卷第1期,发表论文《论阿Q》;1941年6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牛(一)》;1941年6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牛(二)》;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诗歌《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1941年11月1日延安《草叶》双月刊第1期发表短篇小说《麻雀》;1942年1月1日延安《草叶》双月刊第2期发表诗歌《我们有一切》;1942年2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诗歌《春夜纪事》;1942年4月15日延安《谷雨》双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短篇小说《第一夜》;1942年4月15日延安《文艺月报》第14期,发表短篇小说《阿金的病》。这些作品,思想内涵丰富,文学形式多样,但代表周立波文学成就的是短篇小说。

  发表在《草叶》创刊号上的《麻雀》不但是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时期的代表作,也是《讲话》出台前,能够代表解放区文艺水准的经典作品。周立波在鲁艺时期的老友严文井于《我所认识的周立波》一文中就指出,“这个短篇比他以后受某些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某些作品,更为动人,更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向来被视为“歌颂光明”的周立波而言,这可能是对其在鲁艺前期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启蒙”色彩最清醒的认知吧。

  这些文本中“启蒙”意味最浓的莫过于《那一夜》,作品通过一个进步的革命青年在监狱中的追忆,对反动政权戕害爱国青年的罪行进行了犀利的揭露与批判。文中揭露:“一九二七年上海许多革命的年轻的男女……被蒋匪一个个用装米的麻布袋装着……一袋一袋的被投到海里。”后来,他到上海的一家米店去买米,“看到米店的墙边堆了好几百个麻布袋,袋里好像有些什么东西在颤动,再仔细一看,仿佛每一个麻布袋口都伸出一个人的头,有些有着蓬松的女人的长头发,有些是男子的光头。”这段触目惊心的描述,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描述:“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周立波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清醒洞察,体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身上蕴藉着的启蒙理性精神。而周立波所采用的这种沉郁、阴冷,几近恐怖的陈述背后,也隐含着鲁迅式的“寓热于冷”的深广忧愤。

  如果说《麻雀》与《那一夜》继承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中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批判强权的精神,那么在《解放日报》刊载的短篇小说《牛》延续的则是“五四”以来现代乡土抒情小说的创作脉络。《牛》的主人公是一个比别人“更多一点风趣,一点感情”的陕北农民张启南,周立波以细腻、幽默、风趣的方式刻画出张启南对母牛及其小牛的关爱,并以怀胎产子的母牛的痛苦,反衬出延安解放区人民新生的快乐,文本蕴含着浓郁的诗意美和人道主义的色彩。这一表现解放区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文本,以其诗意化的写作在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由此还引发了编辑雪苇与萧军的论争。

  周立波在鲁艺的前期,正处于延安时期最为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当时的延安管理者能够以开阔的胸襟接纳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而此时的周立波也从不讳言自己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他的作品,以比较鲜明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体现出了对“五四”文学及外国文学的积极承传。

  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

  1940年初,周立波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文学系教员,为学生讲授“名著选读”这门课程。这一时期的鲁艺,虽然已经从短期培训班转变为学制三年的正规大学,然而,其办学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授课多数是在露天场合公开进行的。周立波却以开放的文学视野、厚重的思想内涵,高雅的艺术情调,使自己的教学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准。

  周立波在课程内容的选择、设置上,颇具慧眼。从当年鲁艺学生的回忆看,周立波的“名著选读”在中国文学史中只选取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余的都来自于外国文学。周立波的选材,显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坚,鲁迅在1925年撰写的《青年必读书》中提出了自己对青年学子的希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沐浴着“五四”启蒙思想成长起来的周立波,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的教学活动中,即灌注了这一主导精神。在外国文学中,俄苏文学的比重比较大,但周立波选择的主要是俄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西方19世纪前后的著名作家,如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莫泊桑、蒙田等人的作品,也是“名著选读”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曾为鲁艺学员的评论家陈涌在《我的悼念》一文中曾说:“立波同志有精致的艺术口味。他欣赏法国梅里美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讲究文体,他翻译的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便是十分讲究文体的。”然而,在延安解放区钦慕于前苏联文学的雄浑博大的语境之下,周立波对趋于精致、优雅的另类艺术的自觉追求,便引起了鲁艺,甚至外界不少人的非议。胡乔木就曾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说有人明确“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立波开设的“名著选读”所具有的现代启蒙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

  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周立波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颇具深度。首先,周立波对“名著选读”中的每个研究对象,总是先研究作家及其社会时代,而后分析文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认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近乎说梦的。”而周立波则以自己的文学研究实践了鲁迅的文学主张,如《司汤达和他的〈贾司陶的女主持〉》这一讲,周立波分为三节,第一节的研究对象是“司汤达的身世和时代”,第二节以“我们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些什么”为题,分析司汤达小说具有的四个典型特征,第三节才对《贾司陶的女主持》进行了具体解读。其次,周立波分析、阐释文学作品时,他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人道主义的观点,以是否符合人的人性为尺度。因此,周立波称赞蒙田散文的成功之处在于“深刻的人性的观察”。周立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偏爱,也是基于“作者站在人生的最高峰,看清了人生的来路和去路”,不过是“恋爱——结婚——生小孩——事业——还有一样最没有兴趣的事情,死亡”。(《周立波鲁艺讲稿》第103页)对人类悲剧性生存体验的洞察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是周立波分析、评论的基石。最后,周立波“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常常是与文学史的描述和文学理论的阐释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视野开阔、发掘深入的特点”。(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142-143页)在延安解放区,相关研究资料极其稀缺,但周立波依然尽其所能地去找寻前人的研究成果来阐述、佐证自己的观点,努力增加分析、评论的客观性与厚重感。如《梅里美和〈卡尔曼〉》这一讲,周立波以泰纳、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对梅里美的评价为切入点。在分析到梅里美所具有的“简洁,正确和单纯”的文体特点是深受普希金的影响时,他以法居埃的评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从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来看,周立波讲授的名著选读课,被戏称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岳瑟:《鲁艺慢忆》)“每当立波同志给文学系讲课时,戏剧、音乐、美术等系的一些同学也要来听,总要把窑洞门前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葛洛:《悼念周立波同志》)有时甚至有其他学校与机关的人员步行十几里路过来,以至于讲课的地点必须要移放在场地更大的鲁艺篮球场。在延安鲁艺听过周立波讲课的学生,都对他怀有深切的仰慕之情,周立波的爱人林蓝就是鲁艺文学系第三期的学员。随着周立波《名著选读》课程影响的不断扩散,使得鲁艺不少学员崇尚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形成“鲁艺的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拓展了鲁艺师生的艺术视野,提升了他们的文学品位。在周立波及其同人的悉心栽培下,鲁艺诞生了一批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家、评论家,如贺敬之、李季、蔡其矫、陈涌等人。

  周立波在延安鲁艺前期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活动并非单一的文学现象,从他身上能折射出某些令人深思的文史“经验与教训”。比如,延安文艺与“五四”文学的关联,便很值得关注;所谓的“延安文学”应是指延安时期的整体文学,其中自然也包括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而延安时期作家及其创作的转型,也是利弊兼具,对后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堪称“复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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