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诞中走出的具象与通俗——评幕间版话剧《等待·戈多》

　　1949年，塞缪尔·贝克特在写完《等待戈多》时，大概并没有想到，他给戏剧舞台留下了多大的难题。因为所涉话题的哲学、宗教色彩以及形式上的反戏剧特点，即便在确立经典地位之后，这部戏给人的印象依然是探索性质的。幕间戏剧推出的话剧《等待·戈多》日前在北京隆福剧场上演，导演是曾于2012年执导斯特林堡名作《朱莉小姐》的罗巍。从一开始，剧本就注定了这是一部十分难排的戏，因为难以营造、难以传达，观众可能难以理解。

　　两个流浪汉，戈戈和狄狄，在等一个可能来也可能不来或许永远都不会来的人。在《等待戈多》的戏剧情境中，荒诞成为一种人类的处境——信仰及其代言人变得不可知、不确定，构成文明秩序的时间、空间以及思想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人类就像被抛弃在文明荒原上的流浪汉，孤独无依，百无聊赖，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觉。戈多是谁？他们为什么要等他？几十年来，人们一再追问，目的无非是想找寻到等待的意义。这构成了一种人物命运甚至文明图景的隐喻。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人的卑微与尊荣、选择与放弃，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都无法逃脱等待的范畴，因为时间才能落实并印证这一切。那么，意义是什么？

　　历史的语境已时过境迁，人类从工业文明跨向信息时代，一切看起来蒸蒸日上。这部有二战背景的戏及其对终极意义的追问，是否还合时宜？贝克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作品剥离了时间、背景、环境，因此赋予了作品直面文明的全人类性质。当“等待”成为一种哲学的概念，“戈多”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希望之光时， 《等待戈多》的每一次排演，都会变成一次人类的扪心自问：当我们谈论《等待戈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幕间版《等待·戈多》中，导演罗巍谈论的是权力。这权力当然不是指狭义的世俗权力，而是指人在不同处境下的选择取舍。作为流浪汉，戈戈、狄狄是无聊的、烦躁的。他们在时空载体里随波逐流，他们的等待无可选择，代表了一种荒诞派作家认知中的人类普遍状态。那么戈多呢？世界幻象万千，人有七情六欲，当波卓和幸运儿出现时，他们在流浪汉面前似乎是有可能成为戈多的。波卓所展现出来的气势，他那颐指气使、张牙舞爪的派头，幸运儿戴上帽子时的思想者气质，让人看到了人为形役的悲凉处境。作为个体，流浪汉是可悲的，他们可以为一根鸡骨头抢得头破血流，甚至妄图取代幸运儿甘受奴役；但他们带有人类宿命色彩的等待，又让他们稍稍变得可爱，因为看似可笑的理想主义——等待戈多。

　　对于这部戏来说，二度创作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罗巍似乎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更终极意义的人类处境上。他把波卓和幸运儿变得更具体可感、更时尚通俗了。波卓的范思哲、普拉达、 LV，那一个个土豪式的炫耀，是原作所没有的植入，却很贴近当今观众，且严丝合缝。幸运儿明明累了，却不休息，“因为他放弃了选择的权利” 。这种世俗层面的奴役，因幸运儿带上帽子之后的思想爆发，被拆解得支离破碎。他说：“我要吃饭。 ”一句话瞬间瓦解了原作幸运儿充满哲学和宗教色彩的演讲，却鲜明、直接、有力地砸在人们的脊梁上，反讽意味强烈。这给流浪汉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

　　但是，人类不苟活，这才是《等待·戈多》的执念。或许可以认为，罗巍在做通俗化处理时，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抵达观众的痛痒，获得剧场的共鸣，他的选择无可指责。事实上，罗巍甚至比贝克特还着急地解构了这种世俗的奴役。他让幸运儿因帽子而思想，让波卓因失去帽子而卑微地痛哭，一切皆因并不可靠的帽子而起。相比之下，贝克特直到第二场波卓失明、幸运儿成为哑巴才宣示了命运无常，他们并不可能成为那个被等的戈多。那么，剧终那个带着天使翅膀的白裙子小女孩，她会是人类的希望之光吗？罗巍没有解答，但他对这个信使的处理，显然是有态度的。这态度就是，人类不苟活。

　　在舞台呈现上， 《等待·戈多》运用了很多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标签、手法。飞机的轰鸣声、铁轨的嘎达声、戏曲的元素、电影的慢镜头、毕加索和达利的名画、 Rap风格的段子等，它们构织出一个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的交错画面，让人恍若置身现代文明的碾压之下，造成了具体的接受现实。在当下的接受语境中，并非观众都能抵达原作的荒诞语境，这些辅助的舞台处理，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演员的气质很对，表演可圈可点。可《等待·戈多》面对的舞台悖论是，过于对的演员，反而容易消解人物的普遍属性。或许是太过担心观众看不懂，其舞美和服装还原了贝克特时代的特征，演员的表演也有用力过度之嫌。其结果，就是容易落入皮相，观众的想象空间被限制了，荒诞的语境被写实破坏了。

　　看过胡军、郭涛版《等待戈多》的人一定记得，那个在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演出的版本，舞台简陋得就像挪开课桌的教室，一个悬吊风扇上挂下一串树枝象征树。胡军和郭涛完全是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的装扮，而梳着光溜头型、西装革履的波卓则是一副开皮包公司的伪老板形象。排除条件限制的原因，这种随机的、随意的选择，让人不无启发。或许，对于像《等待戈多》这样的作品，具象落实就会淡化原意，极简随意又不利于抵达观众，舞台悖论本就不可避免。幕间版《等待·戈多》的可贵之处，不单因为它是一群年轻人仅依托民间的戏剧平台却敢于触碰如此难排的剧目，更在于它并不受限于西方的观念和认识，而是强调了自己的、源自本土的价值和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