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发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学校大门外的报亭里，就摆着卖《小说评论》，我每期都会买。那时候王愚是主编，李星是副主编，李星也是人大的校友，于是，浓浓的校友情和故乡情，都可从这个杂志上感受到。那时的批评文章，似乎也都写得老实，大都有感而发，不像现在这么空洞，这么煞有介事。其中，人民大学毕业的李贵仁学长批评某著名作家审美格调的文章，青年批评家邢小利批评陕西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新作的文章，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王愚做主编的时候发的，发在头条位置，文章写得很宏观，有些虚头八脑的，但是，王愚却多有肯定。我跟《小说评论》的合作很愉快。后来，在《小说评论》上开了好几次专栏，断断续续有十几年，连同散发的文章，我在《小说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有七八十篇之多。跟《小说评论》合作有一种默契感，我的一些文章也很尖锐，甚至有批评陕西作家的，他们也都照发了。《小说评论》是一个平和中正、具有包容性的杂志。《小说评论》能够维持到今天，恐怕于这种中正、包容的办刊思想有关联。中正很安全，但也容易流于平庸。所以，于中正之外，恐怕还须多一点个性和锋芒。有的文学批评杂志，完全拿学术当生意来做，要它不鄙俗和堕落，简直是不可能的。

　　再说说批评方法和批评伦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恐怕都不存在大家共享的批评伦理，因为批评是高度个性化的事情。把别林斯基放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估计他也会很犯难的，因为这个时代实在太复杂了，对批评家的个性和意志品质的挑战也更严峻。对每一个批评家来讲，关键是如何建构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批评方法和模式。就我自己来说，有效的方法应该包括：文本细读——从字词句段、语法、修辞、叙事等肌理层面切入，可以保证批评的客观性；比较的视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分不出高下，尤其需要养成稳定的经典比较的自觉意识；伦理尺度——没有这个尺度，就无法更深刻地理解作品，就无法把握作品的人文内涵，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唯美主义者”。

　　文学批评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要努力坦率地说真话。赞美是需要的，贬斥也是需要的。只赞美不否定，难逃乡愿之讥；只否定不赞美，恐怕也非批评的正途。批评伦理，说穿了，是个良心问题。文学批评萎靡不振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缺乏说真话的道德勇气，而且还在于我们普遍缺乏个性和自由精神。没有个性健全的批评家，没有直陈己见的勇气，那么，单靠一两次会议和一堆高明的指教，恐怕也仍然是无济于事的。

　　文学批评需要青春朝气，需要活力。我现在看一些作品，很不满，甚至很生气，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得有些太不值当，若在过去，一定会写篇文章的，但是，现在却没有写批评文章的冲动了。这就是心态老化的表现。不过，我们应该克服这种心理上的衰颓。精神上的青春激情状态，毕竟是有可能长久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