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陵发言

　　小说评论30年，我自己做文学编辑也是30年，所以我对小说评论的体会跟大家不太一样，不像评论家的体会，像编辑的体会。我觉得当时在创刊的时候，《小说评论》的创刊比较平稳，我记得是比较平稳，因为我们做报纸的人总喜欢挑点事，但是《小说评论》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做杂志的，当时我记得跟王愚好像也聊过，当时年轻，也不懂事，就跟他聊，聊完了，我记得他跟我讲，办杂志跟办报社不一样，现在看来一个杂志能坚持三十年，它要有一种定力，这个三十年的文学刊物，特别是文学评论的刊物变化很大，有些刊物就没有了，它不仅是看上去好像你在用的这种评价被消失，当时很活跃的也成长不下去，能成长下来的我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一个文学杂志能扛三十年下来，它一定有他的秘诀，一定有它的精神，我觉得最大的精神就是稳健，非常稳健，我认为它融合做文学的规律，做文学确实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好像要搞得轰轰烈烈才叫搞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它就是一个很稳健的事业，慢慢做，时间长了它就看出它的力量，所以它的力量是在漫长的时期形成的，要体现它的个性，体现他的实效，这是我对《小说评论》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体会，其实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这种，虽然我给《小说评论》贡献率非常低，贡献了一两篇文章，但是它给我的资源，我觉得给我的贡献，对我一生中对编辑业务的认识丰富了不少，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偶尔跟我的同仁谈到文学评论的时候，就经常用稳健这样一个思想来说，可能是我老了，这也有可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学习近平讲话以后，其实习近平讲话中一个很中心的问题就是文学伦理的东西，基本的伦理问题，为人民嘛，以人民为中心的那种思想，我觉得批评，不管批评伦理，不管批评道德讲的天花乱坠，最根本的伦理道德还是为人民服务，这种基本道德，因为现在就基本的关心、基本的观点、基本的道德，现在经常被忽略，大家经常忘记。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讲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文学界听起来，我最近听了内部的讲话，习近平什么都懂，但是我觉得我很惭愧，我们文学界应该很惭愧，他讲的都是基本的问题，讲的根本不是高深的问题，我们干了三十年，还让人家总书记讲你得这样，你得那样，你看，文学在我们国民经济里头，它本身不算什么太大的事情，说是很重要，但是跟国计民生比，你能超过他吗？吃饭是最重要的，那人家国家关心这个，弄一个国家领导人像一个教师一样给你讲，你要干什么，其实我们文学界的人应该感到很惭愧，特别批评家，作为一个批评编辑我也觉得很惭愧，所以应该要反思，所以讲到反思这个文学的现状，反正我们的历史不是讲现状，现状就是现状，过了一段时间你回顾一下，我觉得认识很多东西，就我们的基本关系，基本观点，基本哲学观点，基本理论上都存在问题，所以我在想批评最大的能力、最根本的能力就是跟人民的关系，跟时代的关系，我想跟文学一样，刚才谁讲文学问题，批评问题就是文学问题，所以如果一定要讲到批评，我想这个东西要抓住，不要天花乱坠的讲。我做编辑有一个毛病，想的问题都比较小，都是一些基本的，大问题都是大批评家想，我说文艺批评说到天说到地，有一千万条的道理，最根本的道理就是一个批评家怎么处理整体社会关系，怎么处理作家跟读者关系，不管你在大学里当老师也好，不管你社会上做什么工作，不管你学问多大，根本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批评家跟学者不太一样，他当然要有学问，当然要有思想，他跟做这个学问不太一样，跟做研究不太一样，所以就狭义来说，批评就是解决这些关系，我们在这些关系上面，我觉得变成一个很稀缺的品种，这种基本关系变得很稀缺，我们现在把体系做的很大，有时候我经常读稿子的时候，说的非常这种、架摆的很大，但是基本观念经常忘了，这一点我倒觉得《小说评论》做的非常好，《小说评论》当然谈大问题也很多，但它很重视批评家跟读者之间怎么去发生这种联系，怎么这个作品让读者更多接受，来引导读者，我觉得这个稀缺的品种应该好好的再给它捡捡，恢复这种批评能力，批评体谅汲取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想想这些问题。

　　第三点，我在想因为昨天何老师去世，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对我们文学界的贡献非常大，他是一个文史专家，他通文学史，也通文学，所以非常少见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去世我们当时就，整个编辑部非常痛心，一直缅怀他，但我就想这老一代的文学评论家，其实他很累，他到现在为止，他每天要读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他要去参加很多很多的文学评论的会议，其实他不需要这样，但是作家就要他这样，他可以不参加的，像我们可以一样，但是这一代的批评家，他们还在忙，按说他们应该被替下来了，但是我们还代替不了他们，读者需要他，特别是作家需要他，你别说我们开这个研讨会，雷达老师坐在那儿以后，我们觉得这个会开起来比较有底，作家就要求必须雷达来，所以雷达这样的批评家每天要参加很多会议，所以他非常累，而且他读作品读的非常深入，有时候你听他讲到作品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不如他，我自己这么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像这样一个老同志，应该把他替下来才对，但是还得让他们扛着。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批评界断代，我们扛不上去，下一代到我们这一代，我感觉力不从心，为什么力不从心？因为他们那一代的批评思想非常进步，到现在作家还需要他们，他们的能力掌握的比较好，他们比较有高度，这个作家还需要这样的批评来读他们的作品，来解释他们的作品，他的发言我觉得非常振奋，这样稀缺品种在他们身上体现，另外觉得非常辛酸，老一代人应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所以说我到出版社以后，读那个作品真的工作量太大，我也觉得我都力不从心了，其实我还年轻，尽管也算爷爷辈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批评家仍然有断代，断代现象不在于说年龄问题，我觉得批评界应该反思一下。

　　最后一点，我通过学习习近平的讲话以后，我感觉到文艺批评工作，仍然是我们党领导的重要方针，这个是实现了。刚才白烨说座谈会上没有批评家，确实没有批评家，但我听到一个东西就说我们党认为批评就是我们党事业的一个部分，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工作来做，这个思想一个大转型，我觉得这个倒是党领导力，我们国家意识形态领导力一个方面，我最近看很多写批评的文章，讨论批评的文章，好像这方面不是特别多，我给大家提供一点这种思路，但却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批评本身和我们国家意识形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很多教训可以反思，这是我学习个人体会，个人化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三十周年的《小说评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话题，激发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要祝贺《小说评论》，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三十年，估计够呛，我觉得它肯定比我的生命要长得很多，我要祝福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