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发言

　　首先要祝贺《小说评论》创刊30周年，我个人认为这是个让人以登上这个杂志为荣的杂志，我觉得它是本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杂志。下面我讲关于文学批评，我自己是从90年代社会转型以来开始进入中国当代的一些批评的一个批评者，我自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给文学批评带来的一个制约作用，我觉得社会转型是由一个价值共同体向一个利益共同体转型，这个描述本身我觉得并没有褒贬的意义，因为我觉得价值共同体就是一个神圣社会，利益共同体的极致是一个世俗社会，从价值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转型，标志着社会本身的一个开放程度，或者说一个民族化的程度，但是这一种转型对文学本身而言，我觉得是有些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共同价值的表达最好的载体、最好的一种符号体系就是文学，文学它实际上是承载着对价值的表达，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批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经常会感到不合时宜，刚才几个老师提到批评要事实，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像镜子一样，其实这种原则我个人也认为是对的，但实际上对每一个具体的评论者而言，他很难把握到这个事实是什么，或者说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批评家对于好和坏的评价，他很难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因此对好坏的判断，实际上决定于批评家个人的趣味，而个人的趣味有后天的教，也有先天的。

　　比如我从事大陆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从俄罗斯文学转过来的，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是读的19世纪俄罗斯经典，等到90年代转到中国大陆批评的时候，我一读中国大陆的小说不好，我就直接说了，那么说不说也是一个评论家的性格，有些人可能不说，但有些人说，像我这种处女座，可能比较挑剔一点，我直接就要把它说，实际上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一点过于挑剔了，比如说用俄罗斯文学的标准，19世纪俄罗斯的标准要求我们中国大陆作家实际上是挑剔，因此我一直在走着一条让自己的整个趣味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氛围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个人趣味会慢慢的变化，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自己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的氛围这样一个过程会变化。

　　后来，这几年来，我检讨一下自己的变化，我发现这个变化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老了，就是说不再想说自己直观、直觉的东西，而是说一个话语场里面合适的话，而不是说自己想的话，所以我在90年代的时候，文学批评得罪了很多作家，但是这些作家除了文学之外，比如说话剧的、美术的、影视的，除了这个领域之外，我们自己文学界的作家，我都握手言和了，都去跟他们握手了，我觉得都没问题，因为我当时批评他们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所以我刚才讲到，有可能是自己原来的知识背景的原因，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处女座挑剔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他都应该有法国、俄国和我们古代文学的味道，有这样的标准，而且他都应该有一点处女座的性格，不要像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把自己原来的知识背景，在学校受到的审美趣味放弃，把自己挑剔的性格也放弃，那样的话，我们的批评就随着伦理的建立，我觉得根本无从谈起，他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有着很高的审美趣味的和一个非常挑剔的一种性格的评价，他就建立不起来。那么你寄希望于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人，去指着年轻一代的作家，你这根本不行，你这根本就是垃圾，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看见有年轻的父母会骂孩子，我们很少看见爷爷奶奶会去骂孩子，我们是批评界的爷爷，所以我寄希望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他应该有非常高的审美趣味标准，有非常挑剔的性格，我们的批评才有活力。

　　那么看到一些目前正在文学批评界崛起的一批年轻的批评家，我觉得他跟我们当年出道的时候相比，他们有非常好的人文素养，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学术功底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文章的标识度不够，就是你看不出来是谁写的，我们同龄的人，我们一看谁写的，标识度非常高，就是非常有个性。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会用暗示的方式来讨论他同龄作家的作品，说你这个作家的作品有问题，他不是直接说，他暗示，然后说我也没有说不批评，你看我哪个文章批评了，结果找来那个文章一看他是在暗示，就是说他的批评文本本身，他要你猜，要去琢磨，我觉得这一种温文尔雅的方式，可能对于一个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说，可能是好的，但是作为文学批评来说，文章缺乏标识度，你找不到他的个性，这里面背后我觉得把个性收敛的比较过多，也就是我们今天利益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社会转型，对于我们批评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个人本人，我觉得我不想再打算强求，就直截了当地说谁谁小说不好，直接点名，我不想再说了，因为我快退休了，我不想再批评他们了，我寄希望于年轻人，我觉得我们文学批评的权威和它的活跃，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