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与审美个性

妥木斯作品《长嘶》

　　自20世纪以来，诸多文化学者都在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进行积极地思考，然而当前“全球化”的热议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似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为文化子系统的艺术的重要门类——美术，由于其与社会总体文化的密切联系而受到关注。“五四”以来，涌现出诸多优秀艺术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成果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进行了不同的回应。然而，就当前的形势看来，对于中国当代美术而言，这种冲突并未因前贤的努力而得到消解，其实质是面临着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全球化”的挑战，最突出的表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便主张将中国美术纳入西方文化标准下的“全球化”中，由此，一些所谓的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开始鼓吹“国际化”“全球化”，大有以西方文化标准来掩盖中国当代美术之势。这些以获取经济利益和传媒效应为目的，带有明显的文化“自我殖民”和“自我异化”的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虽然有限，但对于身处相对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美术而言却危害不小，由此看来，这确实是个极其严肃而迫切的问题。

　　其实，介于艺术与文化的紧密联系，对于一些艺术问题的研究，最终还要回到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中。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化界面对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扩张，提出相当多的见解和论断，其中，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于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为应对文化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针对全球化趋势而提出的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费孝通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发展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为此，费孝通以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回答“和而不同”。不难理解，在面对文化差异的时候，既要承认“不同”，又要注重“和”，这就为多元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条最为合理而可行的道路，为各种文化的共同生存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理论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觉”就成为在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互相容纳的文化生态的先决条件。

　　中国美术界对“文化自觉”这一理念的提出是有响应的。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在《当代中国艺术与文化自觉性》一文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艺术创作要不要具有地方特色，本来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但随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全球化’思潮泛滥，有人鼓吹艺术风格的所谓‘国际化’似乎当今的艺术创作都要向‘国际潮流’看齐，地方特色已无关紧要，更不需要什么地方画派了。甚至还有人认为，提倡艺术的地方特色或地方画派就是维护狭隘的、保守的地域性。”

　　对此，邵大箴在同一文章中回答：“艺术中的‘地域性’不是‘落后’的代名词，它意味着艺术的地方特色，是可以和‘当代性’同时存在、相互兼容的……在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很大的艺术思潮，但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国际潮流’……世界上的艺术历来是多样的，各民族、各地区富有特色的艺术创造使世界艺坛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这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恰好不谋而合，也是当前中国美术家“文化自觉”的体现，其不单单表明了当代中国美术在应对“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应有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如何看待不同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以及美术的地域性民族性对于当代中国美术的意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