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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冬妩:打工经历是文学的滋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15日11:11 来源:羊城晚报 何晶

  卡夫卡《变形记》是最好的“打工小说”

  羊城晚报:近些年,您从打工诗人转型为打工文学评论者,您对“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柳冬妩:“打工文学”这个命名大概出现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品,这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出现了大批进城务工者。文学是形象的人类学,在这个背景下,出现打工文学作品是正常不过的。这个概念从诞生到现在,对它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打工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任何一种题材,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从来是不分好坏的。文学的价值并非题材的价值,应当体现于艺术形式综合处理题材之后的结果。作为写作者,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批评者,更不能粗暴地认定“打工文学”是对美学的贬抑。

  羊城晚报:十多二十年过去,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写出优秀作品的“打工作家”也已经陆续告别打工身份,您认为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柳冬妩: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因人而异。当年写知青文学的作家,很多人也是从乡下回城之后才写的。一些打工文学的作者虽然进入了所谓的编制内,但打工经历的滋养还在。作家有写作的阶段性也很正常的,以前写打工题材,现在不写,也很正常。我自己现在也写得少了,主要做打工文学研究。即使是王十月、郑小琼的创作,打工题材大概只占四成,他们有更多作品是写其他题材的。 

  羊城晚报:其实也意味着“打工作家”这个标签更多的是某种出身论。

  柳冬妩:对,作家写作时并不会考虑自己写的是不是打工文学。贴标签是评论家干的活,为了研究和谈论某种现象更方便,总要给个定义,以作出区分和界定。

  我最近在研究外国文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们早就出现过和当代中国的“打工文学”非常类似的文学现象。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打工文学作品,不仅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也是精彩的打工小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卡夫卡在那个年代都经历过。小推销员难道不是今天的打工者吗?

  再比如《嘉莉妹妹》写打工妹从农村到芝加哥,进了一家鞋厂打工,里边的场景描写,只要换成珠三角的鞋厂,基本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嘉莉妹妹最后做了情人,也和我们现在写的二奶故事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处理的这些题材,实际上在100多年前就有欧美作家处理过了。

  很多评论家无视草根写作

  羊城晚报:这可能跟如何定义“打工者”有关,您觉得现在大家对“打工”这个帽子还有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柳冬妩:“打工”这个词我觉得是有点被污名化,中国人可能存在某种集体无意识,提到打工者,立刻会觉得这些人没读过什么书,文化根基浅,这样的成见会让大家觉得打工者写不出好东西。有作家会排斥这种称谓,很正常,甚至包括我自己也会,有时候听到别人介绍我是“打工诗人柳冬妩”,心里也觉得怪怪的。但其实文学作品的好坏,和这些称谓都没有关系。如何处理好打工题材,将其变成文学艺术,这才是关键。“打工作家”不是因为别人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

  羊城晚报:您好像提过,批评家对打工文学的关注不够?没有挖掘好作品的眼光?

  柳冬妩:整体来说,没有根本性变化。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最近郭金牛比较热,但其实我对他的关注有二十多年了,他最早用的笔名叫子虚,十多年前我就评论过他的诗,但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关注。我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作品中挖掘出好东西,当一名预言家。有些评论家简单地说“打工文学艺术品格不高”,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顾彬就说过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

  羊城晚报: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打工者写的打工文学作品,和专业作家写的打工文学作品,有没有区别?

  柳冬妩:任何作者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打工者和一些著名作家在处理打工题材上,肯定有区别。这是经验上的,甚至是身体经验的。来自底层的打工文学作家,某种程度可以称作是“身体写作”,他们写身体上最直接最尖锐的体验,而这是打工文学宝贵的地方。

  “打工作家”的“亲历经验”,“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都不是阐释作品好坏的前提,与文本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作家生活与作品本身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作品和作家生平有密切关系,但决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

  羊城晚报:如今在打工人群中,写作者多吗?

  柳冬妩:我们最近在编这两年的《东莞打工文学作品选》,2012年也编过一套,当时小说卷是600页,全是东莞打工作者发表在省级以上期刊的作品。现在编选这两年的,小说卷已经有800多页,单单东莞这个地级市就有这么多作品,这在19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当然,对于打工作者来说,机缘非常重要,依然有很多评论家对草根写作是无视的,如果不是暴得大名,一般不会进入这些批评家的视野。对于个别暴得大名者,批评界的跟风和从众行为特别严重,大多数批评家的懒惰和无为也随之自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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