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记录南京大屠杀，反思比愤怒更重要

　　对于作家何建明来说，《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是一部不得不写的作品。尽管，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副主席的头衔下，他还有诸多繁忙的公务，但是如果拿不出象样的、厚重的作品，他觉得有失作家的身份。再累再忙，他创作的渴望和冲动仍如文学青年般涌动着。《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写作尤其令他欣慰。收获这样一部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关注普通百姓命运的大作品，是时代的需要，更是百姓的需要。因为，2014年的12月13日，是我国确立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何建明原来打算写雨花台。听说何建明正在南京国民党监狱调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跑来了，问何建明：“为什么不写南京大屠杀？”在何建明的印象中，南京大屠杀的书应该是太多了。可是朱成山说，中外有很多相关的书籍，但的确没有人全面写过。

　　于是，诞生了第一个中国人写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何建明以大气磅礴的文笔和详尽的事实，以一手资料以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以犀利的拷问使我们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及其历史教训和现实意义。

　　“知己知彼，百战不怠。”何建明的写作，不仅仅是呈现，而有更多对于大屠杀事件背后的反思。国家公祭日前夕，本报专访何建明，谈《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读书报：为什么想到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何建明：12月13日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中国的公祭日迟到了77年。日本人作为施暴者，在南京大屠杀的第五天就祭奠他们死去的2000多个日本兵，并且每年在广岛举行公祭仪式。从淞沪大战到南京大屠杀，中国有50多万人死于战争。 如果不是钓鱼岛纷争，如果不是安倍晋三一次次挑起事端，我们年轻一代还有多少人知道南京曾经发生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

　　今天的中国比七十多年前强大，军队与装备也强大精良得多，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我们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中吸取些什么？这是我要写这本书的目的。

　　读书报：南京大屠杀过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去写？

　　何建明：徐志庚和张纯如从不同角度写过，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做了很多贡献。但他们也受到历史的局限和资料的局限，还不够全面。还有很多研究大屠杀的学术书，躺在书库没人知道。我查阅了4000多万字的历史档案，不止了解中日两国的资料，也了解国际形式，采访了南京城那些年长的幸存者和诸多研究专家们，最关键的是日本人写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军方资料，再纵观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现实，一是公祭来得晚，二是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书，来得太晚。

　　读书报：您写作这本书，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何建明：很多专家学者只是完成了史料的整理，我从中发现了新的东西。一是要正确认识。日本的残暴恶行之外，日本民族和军队的某些精神和信仰是需要反思的。77年前，日本小兵第一次到中国来，把南京一个乡镇的地名地貌记得清清楚楚。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井石根是中国通，每到一处都写诗词。我们打日本人，但是对他们了解多少。确立公祭日，主要是提醒国人今天应该记住什么。二是反思中国为什么失败？日本本人是杀人魔鬼，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他们有高端智慧，几乎是每个日本兵都写日记，我看到许多士兵写的日记里描述：接到应征通知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边哭边流着泪说自己家人总算有了为天皇效忠的机会！相比之下，我们的军队不少是拉壮丁式的“征兵”，有些是哭着喊着硬被拉走的。所以中国军队当时听起来守城部队数量上比日军多出一倍，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这是造成日本军队横扫我苏南大地的重要原因。

　　读书报：掌握那么多资料，在取舍上是否更需要有所选择？写作上哪些方面最为重要？

　　何建明：再写南京大屠杀，叙述非常重要，我特别注意全面性、客观性，日军攻克南京城后的第五天，日军在中华门至“总统府”路段举行“入城仪式”。有一个方队，穿着整齐的军服，每人胸前挂着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盒子，那是死去的日本兵的遗骨及遗物……“看到这些，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这是日本兵当天日记里的话。

　　我感觉十分恐怖，也十分震憾，一个每时每刻用死去的战友的灵魂来激励自己意志的军队，会是什么样的战斗力？我们不是夸日本怎样，而是必须了解中国人输在哪里，中国的今天也要记住这些。

　　读书报：开篇从背景写起，是否也是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南京大屠杀？

　　何建明：为什么出现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八年？原因很多，但“国军”内部的相互消耗、互不信任、各自为阵、临阵改辙是重要因素。蒋介石用闲职多年的唐生智当守城最高指挥官，本来就不是一着正经的高明决策；而唐生智“主动请缨”本身带有想借机重握兵权之不纯居心。按说南京守城军十五六万人，尤其是蒋介石还把精锐的教导总队(三万余人)留下，却依然经不住日军一两天的打击。除了战术上、指挥上的问题，还有中男自身相关的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汉奸太多。

　　在77年前的吴淞大战时，蒋介石政府对日决战的军事部署和所投入的兵力，装备并不比日军逊色多少，而我们的用兵数量都在日军一倍以上，造成最终悲剧的原因是，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内奸出卖了。上午商议封锁江阴的长江要塞、不让在武汉的日本战舰队伍支援上海，中午汪精卫手下的机要秘书黄俊就把这个机密透露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随后日舰星夜兼程逃出我江阴防御要塞，加入了上海的战役，最后造成我军全线溃败。在南京保卫战的初期，我方军民数十万人共同对敌，登陆初期的日军像瞎子摸大象一样，这时又有汉奸突然冒出，他们明的、暗的为日军点灯引路，毁我要害。

　　我在写作时也思考，我们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军队有什么问题。和平时期的今天，我们难道不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在我们身边“潜在汉奸”的现象吗？信仰教育、党员群众路线教育、爱国教育，等等，又是何等的重要与紧迫啊！没有这样的教育，如果中国再度危难，汉奸现象将依然盛行……国家和政党和制度上需要改变的某些东西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读书报：这种反思与《忠诚与背叛》是一脉相承的？

　　何建明：《忠诚与背叛》主要是党性和信念的反思，这次主是要对国民性的反思。有一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30多万人，面对强盗的枪杀和残暴时，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屠杀了？当然不能否认我放下武器的军人与市民赤手空拳，无法与荷枪实弹的日军拼个输赢。

　　我看了不少死里逃生者回忆当年大屠杀现场的文字，令人遗憾的是，很难能看到有我军人和民众面对日军屠杀的机枪子弹而奋起反抗的情景。胆怯是人的天性，但没有血性的军队、没有血性的民族，像遇到日本侵略者这样灭绝了人性的军队，惨遭大屠杀是必然的。武士道源于我国最初的武术之中，可是被日本人继承并完善，中国人完全丢掉了。

　　读书报：那么您希望起到什么作用？

　　何建明：一是尽量客观，让日本人认帐。二是揭露日方的本质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争议，很大的一点就是关于到底是“30万人”还是“不到30万人”的问题。是否30万人的数字是否准确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不能因为人数就抹杀了日军残暴的罪行。

　　我们在对待和处理有关被日本军队残害致死的人数和人员分类问题上的混乱，很容易让人当作攻击我们的话柄。比如当年南京政府重要人物所发表的文章、讲话，甚至是一些诸如警察厅官员记载的日本军队进攻前南京城内的人数时，一会说是还留有“20多万人”，一会又说“约50万人”，到底是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战后几十年，不同政府、不同组织，也多次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进行过统计、调查，但都是不全面的，缺乏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精细的调查与统计。当时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留下的史料中，物品单上记载了日军抢劫后他们丢失的物品，甚至连一只杯子、一根桌腿都清晰无误地写在纸上、装入文件档案内。华盛顿纪念馆把所有人名字刻在上面。一个民族好的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一个不注意细节的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

　　读书报：交待南京大屠杀背景的第一章，涉及国民党高级将领部分，包括对话和心理活动，是虚构还是属实？

　　何建明：内容真实，必须是真实的，叙述是我自己的。我的作品基本上不虚构。所谓虚构，是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表达我自己的叙述。

　　读书报：这么多资料，您是怎么把握的？

　　何建明：尽可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取舍、如何表达，是一个作者的思想力、观察力、历史观点、立场的综合表达。有人深入生活，十年抓不了一滴水，有人一次就把金子抓到了。我的时间和自由度不够。我在力所能及地，调动所有智慧和可能。所以我说，最好的作品在我退休以后，但是退休后体力和写作的冲动是否还有，也很难说。但至少退休后五年和十年是创作的黄金期，很多重要题材等着我去写。

　　读书报：您的作品，即使触碰敏感的问题，分寸也把握得非常好。

　　何建明：我有意触动一些敏感的问题，希望重重地敲打一下国民。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我们不能光流泪，还要反思。大事件写完可以收笔了，但是我还憋着很多气，还要回答我自己为什么写这本书。所以有了“十问国人”(《人民文学》第12期)。我希望更多地关注历史，从国民性、民族性的问题深入思考。如果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文学作品就可能简单化。

　　读书报：在文体上是怎么考虑的？大段的引用，会不会淹没思考？在结构上又有什么讲究？

　　何建明：文体上看似没有讲究，实际上是有思想高度的考虑，希望深刻反思民族的狭隘和自私。引用得多是有道理的。有些章节，这一段是中国士兵的日记，另一段是日本士兵的日记，连续引用的几段日记也是有连贯性的。幸存者和当事者的表达远比叙述本身有力量，有的地方很直白，反而最能说明问题。思考的笔墨少一点没关系。但是结构非常重要，如果单向性写作，作品会比较单调薄弱。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决战，我从南京大屠杀的源头写起，有中方、日方、欧美人士和幸存者的现场目击实录，还有一章专门写到日本鬼子是如何从一个善良的人转化成一个魔鬼。为什么日本人残暴，我要找到民族的劣根性。

　　读书报：《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是国内首部从中国人的视角完整反映南京大屠杀始末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版，不但从报告文学角度填补这一空白，也是对首次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献礼，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重点选题”。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您的创作延续了理性与感性融合的特点。

　　何建明：有些作家对历史问题研究很深入，但没有高度。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思考，要有全世界的长远的、历史的眼光，要考虑国际性。中国年轻的一代如何看待如“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从而如何来树立正确的爱国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他们对历史不像老一代特别是亲身经历的人那么刻骨铭心，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教育与灌输，国家举行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公祭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冷静的思考、潜移默化的灌输，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等种种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起信仰、坚定的主张。我之所以引用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上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因为欣赏他对美国的年轻人讲了这六个字：责任——荣誉——国家。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把这六个字的内容以中国人的方式和理解去陶铸在内心并付之崇高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