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不是规划师，无法为小说家指出一条道路

——对话“80后”批评家岳雯

　　岳雯，1982年9月生于湖北枝江。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起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2010年至今，一边工作一边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师从王一川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发表了数十篇批评文章，2013年荣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青年评论家奖，2014年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

　　“智慧有时候需要时间来涵养”

　　周明全：首先祝贺你获《南方文坛》2014年优秀论文奖，这个奖在业内是很重要的奖项。去年，你还荣获了“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青年评论家奖。这两年，你连获两个重要奖项，能谈谈你的感受吗？

　　岳雯：谢谢明全老师。为《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杂志所眷顾，我感到十分荣幸。如我们所知道的，“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和《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力推的是青年写作者。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年轻，我们才被看到。然而，我所从事的批评写作追求的是智力的自我表达。它不是年轻天然的盟友，相反，智慧有时候需要时间来涵养。在这一悖论事实面前，我可以稍稍释放一些荣誉获得者的不安。因为，我知道，这两个奖项不是奖励给我本人的，而是对众多写作批评的年轻人的鼓励。

　　周明全：2014年第2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推介了你，据我所知，你是续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人后，第四位被“今日批评家”栏目推介的“80后”批评家，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关注，是很多从事批评的人的梦想，当代很多批评家，也是在这个栏目的推介下，逐渐被认可而后走上批评之路的。你觉得，上述两次获奖和“今日批评家”栏目的推介，是你从事批评的一个新的起点吗？

　　岳雯：“80后”批评家里，还有傅逸尘老师，在我之前为“今日批评家”栏目所关注。这个栏目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批评家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台阶之后继续完成他们本人身份的型塑。至于“起点”，我以为这大概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幻觉吧。在某个节点上，人们常常会幻想过去的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背景，新的生活在面前缓缓打开。老实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依赖这样的幻觉去整理自己的生活，但随着年岁渐长，这样的安慰已然越来越不可靠。生活永远是一条缓缓向前流动的长河，想要在某个浪花的间隙使过去和未来变得泾渭分明大概是不可能的。除了潜入生活之流的深处，调整自己，尽可能地从容呼吸，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周明全：很多批评家都在访谈或自述性文字里，介绍过自己的求学之路和批评之路，但你却很少谈到这块，今天能否谈谈你的求学之路和因何走上批评之路的？

　　岳雯：不谈论，大概是因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我个人的生活不值得一谈吧。当然，不值得一谈与不值得一过是两回事。我的经历和同龄人都差不多，在该念书的时候念书，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只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确定我已经走上了批评之路。在这个一切都如离弦的箭奔向虚茫的终点的时代，有时候就连过程本身都变得不清晰起来。如果一定要说我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是职业推着我一路踉踉跄跄地走来。这也叫机缘吧，我格外珍惜这种机缘。

　　周明全：跟随王一川老师主要学文艺理论吧，先系统地学习文艺理论，然后再做文学批评，这样是不是更顺手些？

　　岳雯：这大概是另外一种幻觉。就好像，在你决定开始运动之前，你会大量购入装备，想象着有了装备的运动会更有成效。但是很遗憾，理论不是装备，批评也不是理论的练武场。理论不过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同文学一样，也是表达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一点，黄德海老师有一个令我心有戚戚焉的总结。他说，“美学和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指导文学创作，也不是要为此后的文学评论提供某种‘合法’的理论支撑，而应该恰当地理解为一种有益的写作尝试，用与文学作品不同的方式表达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与文学创作类似，美学和文学理论要表达的，也是写作者的独特发现。这个发现一旦完整地表述出来，就确立了其在认知史上的地位，应该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不需要简单的重复使用，就像没有必要复写一本小说。进而言之，文学理论最终也需要建立在写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系统中，因此，有关文学的结论，在起始意义上就几乎杜绝了被挪用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理论、阅读小说，包括自己实际操练批评，都是在给自己建立一个稳定的认知世界和自我的视野。这三者之间是互相叠加、同一的关系。

　　周明全：我访谈过十位“80后”批评家，他们都谈到了自己的导师对自己为人为文的影响，你能谈谈王一川老师对你的影响吗？

　　岳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导师扮演的大概都是“父亲”的角色。当然，不是“弑父”的那个“父”。我从2004年开始跟着王老师读书，旷日持久，无论是汗水、泪水都要逆流成河了哎。这么说，不是强调我多努力，王老师又多么严苛。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王老师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学业上的悉心指导就不用说了，他甚至能洞悉在生活中你可能遇到困难，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帮助你逾越障碍。印象最深的，是写博士论文期间。有过写博士论文经验的同学都知道，一定会有一个时期，让你极度焦虑、特别不自信，觉得简直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超级任务。我当时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论文一再拖延着，不知道怎么做下去。结果，在一次会上，我突然就碰到了王老师。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溜走。不要去面对。等我成功地溜出会场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回头一看，王老师也追出来了。就在大堂，我们找了一个角落，王老师详细询问了我所遇到的问题，帮我出谋划策。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博士论文的写作障碍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导师的力量吧。不过，你也知道，一个优秀的导师，他的小宇宙太强大了，吸引的都是拥有同样强大小宇宙的人——我的同门，都是特别优秀的年轻人。我是那个充数的滥竽。和他们一起赛跑，可真是压力山大。所以，回想起我的求学历程来，我特别感激那一段艰苦的日子。

　　周明全：在你从事文学批评中，还有那些老师对你产生过影响？

　　岳雯：在中国作协工作就是这一点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有许多全国最好的文学评论家、作家。老一代的如雷达、吴秉杰、胡平等诸位先生，中坚一代的如李敬泽、阎晶明、吴义勤、施战军、梁鸿鹰、何向阳等，年轻一代的就不用说了，估计你都访谈过。他们每一个人的气质、禀赋、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都不太一样，但都能在方方面面让你凛然一惊，觉得原来世界还有这么一层维度。比如李敬泽先生，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偶像派，也是实力派，文字如天花乱坠，直取要害，他却拈花而笑，叶不沾身。看上去很炫是不是？然而，在他的“治下”老老实实跟着他工作的人才知道，他对待事情的那份认真，也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这“认真”二字就够你琢磨的。

　　周明全：在中国，女性批评家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在质量上，却属上乘，比如说梁鸿、张莉等，都是批评界的翘楚。你觉得女性批评家做文学批评有优势吗，比如说在文本细读上，可能比男性批评家更加细腻，还有，可能在批评上，也比男性批评家更柔和。

　　岳雯：啊，原来世界是这么分的啊，有男批评家、女批评家。我以为永远只是批评家、批评家和批评家呢。

　　周明全：呵呵。

　　重新发现故事是长篇小说值得去尝试的道路

　　周明全：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为你提供了做当代文学批评的良机吧，这些年，你应该是阅读了每年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吧，而且，还连续写了七年的长篇小说年度综述，你如何看待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岳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读长篇小说，每年都会对长篇小说的状况作一个梳理。这两年，我严重感到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存在的危机。危机是明显的，在图像媒介大举入侵我们生活的今天，长篇小说的存在依据是什么？面对小说存亡的危机，作家纷纷在寻找突围的道路。如果说，以对形式的极致追求成为2013年长篇小说的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到了2014年，故事重新回到了长篇小说的世界。我所说的“故事”，是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面所定义的“故事”。在他看来，“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他所指的是凝聚了经验和智慧的，具有某种传承性，可以被天长地久地讲下去的故事。重新发现故事，毫无疑问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值得去尝试的道路。我们如此需要故事，因为只有通过故事，经验才得以传递，我们才不是孤独的、无所依旁的个人。然而，被现代小说洗礼的作家们在回到“故事”这一原始大地上时不免踉踉跄跄。要么是一个观念规定了小说本身的走向，就好像一条奔涌的大河突然之间被狭窄的堤坝所圈禁，规矩是规矩了，却失去了野趣横生的质地；要么是日复一日的现代生活剥去了故事“传奇”的外衣，灰暗、沉闷，叫人意兴阑珊；要么是小说为历史所诱惑，执着地要做历史的仆人，从而与生活本身脱节。讲故事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轻视故事的文学，势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好在，我们正在重回故事，就像奥德修斯终归是要返乡一样。关于长篇小说，我只能说，我就是一个不知餍足的人，永远在期待下一部让人惊喜乃至惊艳的长篇小说。阅读永无满足。

　　周明全：我很赞同你的观点，我这两年，也连续从“中国小说”和文学性的角度，论述多“故事”的重要性，尤其是50后、60后作家们，若再不好好讲好这个时代的故事，那是失职。多年来坚持做长篇小说综述，你主要的收获是什么？

　　岳雯：收获是，眼睛快瞎了。……任何事情，只要是坚持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吧。你坚持每天跑步了，身体机能可能会更好，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运动过度而变坏。但是，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潜在影响不是那么分明，需要更长的时间段才能慢慢显露出来。

　　周明全：你在创研部工作，而鲁奖是依托创研部组织的，你自己又参与中篇小说组，可以说，是知道很多内情的人了。这些年，每次鲁奖评完争议都很大，作为参与者，你如何看待对鲁奖的质疑？

　　岳雯：在这样一个信息如潮水般大量涌入的时代，人们对待信息的胃口就像我对长篇小说一样，总是期待还有更多更好的。想象任何一件事情都存在内幕，然后对之进行批判也好，质疑也罢，大概已经内化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中了。这就见出文学的存在价值了。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因为文学能让我们更公正、更客观，也从更多角度地对待事物本身，同时，也更加体贴他人。

　　周明全：有种说法说，文学奖败坏了真正的文学，也无法挽救日渐没落的中国当代文学，你是如何看待鲁奖，或者其他文学奖项之于文学的意义的？

　　岳雯：你真的认为文学是靠文学奖来挽救的吗？或者说，当你对文学奖寄予这么大希望时，你是不是已经设定了失望？你早就打定主意要狠狠失望一下？“日渐没落”这个词，听上去很有几分挽歌的味道啊。不过事实确实如你所说，当时代提供给人们各种各样自我教育和娱乐的形式之后，文学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版图确有缩小的趋势。于是，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文学出了问题，就像人生了病。人生了病，就得去看医生。中医的一个思路是从你的日常起居着手分析病因。但是对于文学而言，评奖可算不得家常饭。身体不好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批评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本身就构成了文学的日常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反省自己，我们自己是否能以公心去面对文学？我们之于“日渐没落的中国当代文学”又意味着什么？

　　周明全：你在《温情主义的文学世界》中说：“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现实给作家带来的影响是……很难创造出‘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你觉得，作家应该如何书写现实？

　　岳雯：这个问题击中了当下小说所面对的最大困难，如何书写现实，如何介入现实。我看到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是作家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杨庆祥老师在《文艺报》主持了一个专栏，约请了许多评论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一个越来越引起重视和关注的问题。不过，我以为，批评家不是规划师，无法为小说家指出一条道路，往这边走，就能踏上康庄大道。这一时代的难题是有待几代人一起去探索的。批评家要做的，是不断地阅读、思考，练眼力，在好东西一闪而过的时候发现它，而不是错过它，并依凭所发现的好东西逐步填充自己。

　　周明全：金理在评价你时说，在读你的过程中，能强烈地感受到“现场感”和“同时代性”，你是如何理解“现场感”和“同时代性”的？

　　岳雯：金理老师一直倡导我们做同代人的批评家，我是很服膺的。作家和批评家是要同时成长，才能互相砥砺，共同承担一个时代。我理解的“现场感”和“同时代性”是金理老师在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同时，追求一种介入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方式。我也很愿意以他的自我要求来要求自己。

　　周明全：你在《沉默所在》中说，批评以为这挑选和界定，你做批评是为你的孩子和更多的人提供值得读的书。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书才是值得读的呢？又是什么样的书，才是你值得去为之写评论的呢？

　　岳雯：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吧。比如，对于我儿子来说，小熊维尼可能是他目前最值得读的书，但是过些时候，这个书单也会发生变化。对于有的人来说，什么样的书都值得一读，即使是菜谱，也有菜谱的味道。我渴望成为那样的人。至于读完之后写下点什么，就是随遇而安了。

　　批评只有好坏之别

　　周明全：你在《沉默所在》一文中说，此前没写批评文章，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谈论文学的语言。你说，你无法以谈论哲学的方式来谈论文学，甚至无法以谈论文学的通常方式来谈论文学，你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那么，现在，你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了吗？

　　岳雯：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语言是一种规则性的，话语是在规则之下的具体言语行为。具体的言语行为是因时因地发生变化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大概只能用老潘的话来说，“我用一生去寻找”。

　　周明全：你的批评文章，学院派那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很少见，读起来很舒服，作为在学院出身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学院批评的？

　　岳雯：人们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往往过于相似，都是在高校接受了体系化的教育，然后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如果一定要以目前所在的工作岗位作为划分为不同身份的依据，恐怕已经不太适合我们的实际了。就我个人而言，有一些在高校的老师、朋友写的文章，我本人是很愿意读的，有理有据有节，学术规范下面是对新的问题的发现。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所以，我以为，批评没有学院派、作协派或者是媒体派之分，只有好的批评和不好的批评之分。不过，对于你所说的“舒服”，我现在略略有些警惕那些特别顺畅、一泻千里的文章。顺畅、表达上的无障碍有可能是对所谈论的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相反，文章中有一些磕磕绊绊，言不尽意的地方，大概是真问题的开始。

　　周明全：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或者说，你认为当下的批评存在什么问题？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

　　岳雯：写批评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大约很难说出当下的批评存在的问题，我只能看到我自己存在的各种不足。克服不足，就是与地心引力作斗争的艰难过程。可是，谁不梦想摆脱地心引力，像鸟儿一样轻盈地飞呢？

　　周明全：你说，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愉悦，但做文学批评，似乎也很累，那么，你觉得你做文学批评的愉悦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岳雯：这世上值得做的事，都会让你痛并快乐着。不然，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以为，文学带给人的，最根本的是领悟智慧的愉悦。

　　周明全：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岳雯：最重要的是具有不断写下去的能力吧。

　　周明全：你在作协工作，和作家打交道特别多，这会为你的批判带来不便吗？你觉得，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才不会影响到批评的客观性？

　　岳雯：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不是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共同赋予生活以意义与无意义吗？这让我想起有一位青年批评家说过，诚实，是他写作批评的最大要诀。诚实，是诚实者的通行证；我想，诚实，也会被诚实温柔相待吧。

　　“80后”更注重精神现实

　　周明全：我看你对“80后”作家的关注也很多，你如很看待“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

　　岳雯：我在一篇文章里是这么写的：“80后”作家似乎个个都雄心勃勃，要在前辈们不曾涉足的荒野上开拓自己的疆域。然而，看似是一往无前的姿态，但方向却是朝后退的。这么说，是建立在与父兄辈的写作实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如果说“50后”试图介入社会政治，“60后”则回到了人性的领域；如果说70后的写作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楼阁之上，那么到了“80后”，他们将日常生活又推进了一下，也就是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被个人体验过了的现实，是精神现实。于是，现实呈现出更为精巧、幽微，也更为狭窄的图景。当然，任何一种概括都在简化现实，但有时候，现实只能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才能被说出，这也是我们的悲哀。

　　周明全：近三年来，“80后”批评家也受到了主流的关注，逐渐为外界所认识，你认为，包括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以及《南方文坛》《名作欣赏》《创作与评论》等主流刊物集中推介“80后”批评家，对“80后”批评家的成长有益还是有害？

　　岳雯：这仍然取决于个人对待事物的方式。你以有益的方式对待它，那么，它就是有益的；你以有害的方式对待它，那么，它就是有害的。

　　周明全：同辈批评家的文章你平时看得多吗，你觉得他们的水准和上几代批评家相比，主要优势是那些？劣势又是那些？

　　岳雯：向同龄人包括比我们年轻的人学习，也是我的信条之一，这与向长辈学习是并行不悖的。无论是同龄人，还是长辈，在他们的文章后面，我看到了活生生的个人。我喜欢跟一个个鲜活的个人相遇。

　　周明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