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电影人的困境与曙光

　　一个“堂吉诃德”般的作家电影人

　　做电影，却想有社会担当，那是很累的。从影5年，我努力地想做这样一部片子，好看，不说教，有娱乐性，又有社会意义，还要保持电影本身的艺术 性，这太难了。我一直在努力地尝试着，内心的压力无以名状。无数次我对家人说，我想抽身退步，回到过往“斗室书斋，小月独揽”的作家生活，无数次我对自己 说，我选择做这样一门大众化的艺术，其实是在自虐。

　　这种自虐不仅表现在制作过程中的呕心沥血，更多地表现在，即使你呕心沥血到倒地牺牲英勇就义，你那种自认为而且专家也可能认为有很高社会价值的东西，未必被院线影城待见。而一部电影，没有院线影城待见，就意味着一个商品不被商场待见，其境遇是很凄惨的。

　　在这个商品社会，做电影不一门心思想着赚钱而想着探寻社会问题，而且是用自己本来不多的钱来做，其实不只是累，而是傻，甚至是愚蠢。我从很多发 行人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愚蠢，我不知道这种愚蠢是缘于这个时代，还是缘于我的智商。可能二者都有。但我却从很多很多的观众眼里看到了另一种东西——认可， 甚至是感激。我在认可与不屑这两种极端的评介中无所适从，有些妥协，想过放弃。但我没法放弃，因为人已在半路，进退维谷。我也不忍放弃，不忍否定自己过往 的所有努力，不忍放弃所谓的社会理想。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他们人微言轻，却依然坚守着内心里乌托邦式的理想，或许那只是奢望，甚至是堂吉诃德般的 偏执。

　　有时我会暗自哭泣，为自己，为自己的电影，为自己的团队，为内心的坚持，也为一些无可奈何的妥协和迎合。我的文人和制片人两个角色，纠结着，内 讧着，打斗着，遍体鳞伤。但我希望有朝一日，社会能给这两个角色相互融合的更大空间，希望将来的我不是在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而是合二为一。或许，这又 是堂吉诃德。

　　一段时间里，我曾极度地灰心。那时电影《青涩日记》刚刚完成，从改编剧本开始已两年，而从原作开始已经6年，开机两次。几个月里，我常常从大清 早拍到第二天凌晨，为一个镜头，打灯会耗去几个小时，小演员毫无演戏经验，经常一个镜头要拍上十几条，甚至几十条，剪辑了几十版，音乐几十版，声音几十 版，调色几十版，仅仅说呕心沥血，似乎不能概括当时的境态。然而，当我们拿着片子找到院线，所有的回答无一例外，难！一没有明星，二不够商业，观众进影院 都图一乐，没人想深刻。

　　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形。几年前，我和宁瀛导演合作拍的《天上人》，尽管很多业内专家大为赞赏，但院线的回答如出一辙。我不知“悔改”，于是又一轮回。其实，我们不能怪院线影城，人家每项投资都是真金白银。

　　《天上人》之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制片人》，发在《人民文学》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选了。作家进入影视圈的不少，但作品伸进这个领域的 很少。我想展示影视圈的生态，想描写艺术理想与艺术商品化之间的强烈碰撞，想勾画一群深受伤害的被时代潮流裹挟却依然寻觅着灵魂栖息地的理想主义者。

　　坚持，终究是惟一的选择

　　然而，无论我如何地不想坚持，影片总得发行下去。好在，影片虽然不被商业院线接纳，却得到了很多商业以外的认可。在很多有社会良知的朋友帮助 下，我们在北京、广州、珠海开了多场看片会。我没想到，我会收获那么多的感动。很多观众尤其是家长观众给我们致电发微信，现场好多人流着泪和我们拥抱。于 是，我们选择在拍摄地珠海试映性上线，没想到，首日一票难求，国庆期间影城依然保持黄金时段的排片，在线上挂了整整一个月，至今依然有观众自发地包场。目 前我们正在启动全国的发行。因为我们是以优惠票价回馈珠海，收获的主要是社会效益，但我想，这足够了。

　　当时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我当记者时接触过一些问题少年和问题家庭，看到过一些自残的孩子，为此痛心和困惑。其实，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之间都或多或少 地存在问题，当今“成才观”的压迫，爱的表达欠妥，教育方式不当，沟通断层，或许，我们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孩子。我用小说和电影带出这些问题，希望引起社会 的关注。

　　我曾承诺过，如果有经济效益，我们将支助这样的人群：单亲特困家庭和学生、公益性心理教育和治疗机构，有才华却缺少机会的文学人和电影人。

　　我也声明，我们只是凡人，无所谓高尚，只是因为我们是文人，说大一些，内心有着悲悯的人文情怀，说小一些，我们感同身受着这个弱势人群的酸楚，我们希望能为自己为同伴为他人做一些什么，尽管人微言轻。

　　我把我们的制作机构取名为“山中木”也因此意。它取自《庄子》的《山木》篇，庄子曾在大山中看到一片仅存的树木，得知这些树木不被砍伐是因不能成为栋梁之材。虽不材，却得以享尽天赋之年，并自成绿荫。愿我们公司如庄子般清净，能处于无为和有为之间，为而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