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啃下这块历史的硬骨头

　　关于何建明

　　生于1956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国家》《忠诚与背叛》《根本利益》《生命第一》等，作品《西行囚车》《信天游》被改编成电影，《奠基者》《国家行动》被改编成电视剧。曾七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三获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奖项。本月推出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即将到来之际，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出版了最新力作《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接受采访时，何建明告诉记者，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是他用一年时间完成的，“在许多年轻人心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令人忧心。”在新作《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中何建明呈现了详尽的事实、一手的资料、诸多鲜为人知的震撼历史真相，促使读者深刻反思这段历史。

　　新报：怎么想起写这本书的？

　　何建明：我是无意间被“拉到”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年初，我在南京正忙着为另一部重要作品采访时，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逮住”了，他急切地期待我写一写南京大屠杀，说有一些人写过但不全面。他这么一说，我的胃口被吊起来了，如此重大事件没人全面地写过，那是绝对不行的。于是我就更换了创作任务，全力进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准备和写作。

　　新报：创作时遇到过哪些困难？

　　何建明：我创作纪实作品已经几十年了，几乎什么样的题材都写过，创作困难对我来说基本不多。如果说写这部作品的困难，主要是时间紧和距离事件本身的时间太久远了一些。不过，创作文学作品的好与坏，跟不同的厨师做菜比较相像：无米之炊肯定不行，但同样的普通蔬菜和佐料，一到高级厨师那里，呈现出的可能就是佳肴。当我下决心写这部题材重大而又是很多人一直在“摆弄”的老题材，如何写得与众不同和更真实地呈现当年情景是最重要的。这需要真本领。几十年的专业创作和经历过各种题材的考验与实践，写作过程中的困难，自然在我的笔下迎刃而解。

　　新报：和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拉贝的《拉贝日记》比，你的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何建明：我更多关注它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还有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性。所谓全面性，就是不能站在被害者一个方面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情节及内容，而我既写了被害者的亲述史，更多的是日军口中及第三者眼里、嘴里说出的及经历的南京大屠杀。这样处理，基本上改变和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而且我占有的资料要比以往的作者们多得多，尤其是我关注了日军当事人和日本及国际社会当时留下的许多宝贵的自述与报道。此外，我写到了被以往规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形象，同时对日军高级官员的真实本性与人性进行了比较多的客观叙述。这是过去所有南京大屠杀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没有的。

　　新报：相关史料那么多，你怎么取舍？

　　何建明：报告文学最大的文体要求，就是它所叙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角度是客观的。说实话，我原本希望写上一百万字，但出版社不同意。我也当过出版社社长，知道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太厚的书就得定价很高，定价太高就不好卖，所以最后我写了80万字，结果出版时又砍掉了20多万字，现在只剩60来万字。我接触和掌握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材料，主要是日军自己口述和回忆的东西，这部分我认为是日军大屠杀最有说服力的史实，我甚至根本不想作任何改动直接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书里。但不行，书的容量不允许，所以只能挑些“精肉”留着，其他的不得不舍去。对此我一直很心疼。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很多很宝贵，但我要挑的是那些尽可能鲜活的、独家的。所谓鲜活就是一些新发现，比如日军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原的个人性情、真实性格等。所谓独家的，即在引用的材料上尽可能以“从来没有用过的”为第一选择条件。

　　新报：你怎么看待目前充斥荧屏的抗日神剧？

　　何建明：现在抗日神剧太多、太假，把日本人描述得个个都笨得很、凶恶得很，而中国军队、英雄们都非常了不起。如果真像电视剧上的情节安排和结果，我们的抗日战争就不需要那么持久、那么艰辛了。我们对曾经是敌人的日本了解太少、太浅，甚至可以说还不怎么了解。过去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输得一塌糊涂。

　　新报：你怎么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

　　何建明：我们需要这种国家公祭，因为今天许多人不读历史，对历史惨痛教训遗忘、轻视和忽略。国家公祭，是我们警惕和提高自卫意识的一种必要形式，因为要取得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就永远不能忘却历史、忘却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