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一部经典打工小说

　　国内首部《变形记》研究专著《解密〈变形记〉》出版  作者柳冬妩认为

　　《变形记》是一部经典打工小说

书影

　　明年是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发表100周年。著名打工文学评论家、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冬妩的研究专著《解密〈变形记〉》近日出版，可以说是对这部伟大小说的最好纪念。

　　为研究《变形记》，柳冬妩搜集了各种译本一百多种，从个人学术视野对《变形记》的多重意蕴进行重构与阐释，其中最为新颖独特的观点莫过于认定“《变形记》是一部打工小说”。

　　从不同角度解读《变形记》

　　柳冬妩之前的一本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刚刚获得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柳冬妩曾多次提到卡夫卡的《变形记》。2010年前后，他萌生了为《变形记》写一部专著的想法。此后，柳冬妩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变形记》进行研究，最终有了这本《解密〈变形记〉》。

　　《解密〈变形记〉》共分十六章，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多个角度考察《变形记》，将其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揭示这部经典小说各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

　　他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观，分析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指出小说用以建构意义的符号；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解剖小说对神话原型主题的再现、变形和想象；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那些“伟大的读者”在《变形记》的经典构成中起到的应有作用。柳冬妩对这部小说的解读，还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医学、文学与心理学等领域。

　　《变形记》是一部打工小说

　　《变形记》作为一百年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对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柳冬妩是国内首位专门写就一部专著来研究《变形记》的评论家，通过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他认为《变形记》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经典作品，实际上也是一部打工小说，描写了一个打工者的异化命运，“在中国当代打工文学作品里，发生在《变形记》男主人公格里高尔身上的事确实发生了，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也正是卡夫卡所描绘的样子。”

　　百年恍如一个轮回，在柳冬妩看来，《变形记》与当下的中国的打工文学有着精神上的深度契合，我们仿佛就生活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中国当代打工文学所追问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变形记》中找到精神源头和对应表述。《变形记》的艺术价值也许就在于，它触及了不同时代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柳冬妩在专著中称，“《变形记》是一篇经典的打工小说，具有预言般的真实性和普遍意义”。

　　记者在当当网上看到，《解密〈变形记〉》10月上架以来，获得了100%的好评率，在国内研究卡夫卡的学术圈也备受好评，有望在近期举行学术研讨会。有评论认为，该书既站在原著写作立场上进行鞭辟入里的论述，又有作者的精神视角和独到观点，开阔性和严密性并存，赏析性和学术性同在。

　　阅读查阅100多种译本

　　1979年第1期《世界文学》刊出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柳冬妩最初读到的就是这个译本。但要读透《变形记》，只读一种译本显然是不够的。柳冬妩翻阅的中文译本有20多种，另外还搜集了大量英译本、德译本以及法、日、意等十余种语言的译本。

　　首先比对不同的汉译本，感觉翻译不同无法判断的环节，再查找外语译本参照。只是略通英语的他，为了考证几个关键翻译问题，曾多次打电话向著名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叶廷芳

　　和韩瑞祥老师请教，光“格里高尔有没有当过兵”这个问题就问了很多人。“像我这样不懂外语的研究者，多看几种译作，相互对照，对深入理解《变形记》很有帮助。”

　　各种译本加起来有一百多种，单是在孔夫子旧书网就淘了一万多元的书。不仅通读了卡夫卡所有作品，同时阅读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作家著作不下百部。

　　李文俊与张荣昌译本是国内影响最大的两种译本，都有被收入到高中和大学教材。通过比较分析，柳冬妩发现了他们译本中的一些误译，“比如，在小说第一部分第十六段中，李文俊与张荣昌的译本将一段体贴格里高尔的话误译成父亲说的，这显然有悖于卡夫卡的叙述逻辑。”为此，柳冬妩特地在自己的专著中对其中的几十处误译给予纠正和完善。

　　名家点评

　　国内之前还没有《变形记》研究专著

　　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 叶廷芳

　　今年是卡夫卡去世90周年，明年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发表100周年，《解密〈变形记〉》的出版，无论是对卡夫卡还是《变形记》，都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国内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专门用一部专著来研究《变形记》，柳冬妩怀着认真严谨的态度，在创作过程中搜集各种译本，进行校核、判断，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将原来有些不太准确的译本进行纠正和完善。功底之深，就连很多大学教授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打工文学” 是该书最精彩的学术观点

　　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张德明

　　在《解密〈变形记〉》中，柳冬妩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术特长，将当代中国打工文学与《变形记》联系在一起，从打工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变形记》的伟大意义，或者说从《变形记》的角度重识打工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构成了这部著作最为精彩和独具个性的学术观点。

　　本书为创作经典中国小说搭就了天梯

　　小说家 冉正万

　　从30年前《变形记》进入中国那天起，谈论卡夫卡的人就非常多，但真正得到启迪、取得真经的似乎并不多。三十多年过去了，柳冬妩及时拨亮卡夫卡在中国的灯盏，意义深远。通过《解密<变形记>》，中国作家一定会再次获得灵感，增添一份从心灵生发出来的力量，《解密<变形记>》为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中国小说搭就了向上的天梯。

　　对话

　　“变形”成为这个时代的大众命运

　　东莞日报：《变形记》对你的文学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

　　柳冬妩：实际上，它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怎么评价也不过分。我现在为《变形记》写了一部专著，它对我的文学生涯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怎么说都不过分。马尔克斯多次谈到《变形记》对他的直接影响，说没有卡夫卡便没有马尔克斯，没有《变形记》便没有《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小说后来又影响了莫言、陈忠实等很多中国作家，使文学创新的火种在世界各地的杰出作家间不断传递，为他们的写作注入了强大能量，并由此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东莞日报：吸引你研究《变形记》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柳冬妩：不同的读者，对这部小说有不同的感受。它是一个真正的秘密，而吸引我研究它的原因也许正是秘密所拥有的魅力。对卡夫卡研究，我们不能先验地、固执地崇拜或者排斥某种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都包含产生洞见的可能。即使对《变形记》进行社会学解读，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长的发现。《变形记》的确给不同的解释都留下了巨大空间。

　　东莞日报：你将《变形记》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怎样在两者中找到关联点的？

　　柳冬妩：卡夫卡对劳资关系有比一般作家更敏感而锐利的认知，他从自己设身处地的生存中感知和判断了所处的时代，也揭示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1912年，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卡夫卡写作《变形记》的时间和地点所显示出的社会特征，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卡夫卡类似于中国“农民工”的第二代，生存于布拉格的卡夫卡，就像我们今天置身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而所谓的现代化正与工业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现代性的最重要动力，就是资本的巨大驱动。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无比深刻地洞察了资本社会中人性死亡的本质，并用一种极为冷静与客观的笔法，将它艺术地呈现出来。

　　东莞日报：在你看来，《变形记》与当下的中国打工文学在精神上有着怎样深度契合？

　　柳冬妩：《变形记》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之间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格里高尔的噩梦变成了打工文学中的现实，仿佛是一场梦的继续。打工文学是《变形记》的招魂，《变形记》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诅咒。非人的世界依然存在，“变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几乎都参与的大众命运，尽管在强度和痛苦的程度上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