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台深处热血沸——申城戏剧艺人在抗日战争中

　　周信芳《明末遗恨》剧照

　　◆梅兰芳《抗金兵》剧照

　　▲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同仁合影

　　▲《保卫卢沟桥》演出广告

　　编者按

　　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栏目特地约请沈鸿鑫先生撰写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形象地表现了我国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上世纪那一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以自己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悲壮往事。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上海的戏剧艺人挺起了脊梁，担负起社会的责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在后方和沦陷区坚持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重温往日艰难岁月，前辈的风骨和尊严足可以与他们的艺术成就比肩而立，他们是我们全民族的代表，也是我们全民族的骄傲。

　　褚民谊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么，退出了可以回舞台么！”梅兰芳针锋相对地说：“我听说褚先生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挺好，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强得多吗？”褚民谊自讨了没趣，只得悻悻地离去。

　　傲骨从来耐岁寒

　　“九·一八”之后，日军逼近山海关，北京危若累卵，人心惶惶，剧院停演。梅兰芳在好友冯耿光的催促下，决定暂时离京南迁。1932年春，梅兰芳带着夫人福芝芳等登上了从北平开往上海的火车。

　　梅兰芳来到上海后，暂时住在沧州饭店。他与叶恭绰、许伯明等朋友商议编演一出含有抗敌意义的新戏，不约而同想到了梁红玉的故事，并定戏名为《抗金兵》。随即组成了梅兰芳、叶恭绰、许姬传等五人的编剧小组，共同起草。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的编、排，《抗金兵》在上海天蟾舞台推出。以前舞台上一般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一段，这次则加以扩充，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突出了梁红玉不畏强敌、奋勇御敌的精神。梅兰芳饰梁红玉，林树森饰韩世忠，姜妙香饰周邦彦，金少山饰牛皋，萧长华饰朱贵，刘连荣饰金兀术，王少亭饰岳飞。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演出此剧，反响十分强烈，对当时民众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2年的下半年，梅兰芳迁入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居住，1933年梅兰芳又编演了新戏《生死恨》，这个戏写北宋女子韩玉娘被金人掳去后配给男俘程鹏举，玉娘不惜牺牲自己，帮助鹏举逃回故国投军抗敌。后鹏举跟随宗泽立了战功，但夫妻相见时，玉娘已病入膏肓。这个戏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由梅兰芳、姜妙香、刘连荣等主演。先是连演五天，天天爆满，尽管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秀木等从中捣乱，或唆使日本浪人向台上扔燃烧弹，或是以社会局名义禁演，但梅兰芳不为所动，坚持演出，还移师南京大华戏院续演三天，在观众中激起了一股爱国抗敌的热浪。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失守，政府仓皇撤退到内地，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黑暗弥漫着神州大地。

　　日本人和汉奸当然也不会放过梅兰芳，先是上海的特殊人物向梅兰芳间接地提出“某方”的要求，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紧接着又有人劝他演几场营业戏。梅兰芳都以不久要去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而加以回绝。为了避去这些骚扰，梅兰芳在老朋友马耿光、许源来的精心安排下，于1938年春携家眷、率剧团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春末演出结束，剧团返回大陆，梅兰芳决定全家人留居香港。在香港，梅兰芳深居简出，只与少数几位好友往还。他每天看报、作画、学习英语、集邮，有时关起门窗练功吊噪，或让许源来吹笛子唱几段昆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快香港也陷落了。就在日军侵占香港那一天，梅兰芳决定蓄起胡须，没几天，他白皙的脸上挂起了浓黑的小胡子。他的孩子不解地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梅兰芳幽默地答道：“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1942年夏天，梅兰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重又住进了马斯南路的旧居。回到上海后，梅兰芳还是蓄着胡须，闭门杜客。可是，来自日伪的压迫还是没有间断过。这一年的秋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访，他邀梅兰芳作为团长率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轮回演出，以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先生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早已退出舞台了！”褚民谊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么，退出了可以回舞台么！”梅兰芳针锋相对地说：“我听说褚先生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挺好，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强得多吗？”褚民谊自讨了没趣，只得悻悻地离去。

　　没多久，又由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进行胁迫，他委派北平《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去说项，说梅如不肯登台，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和姚玉芙想出办法，给梅兰芳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梅先生有过敏，打预防针立刻会发高烧，果然烧到42度，这一苦肉计终于又一次抵御了日伪的胁迫。

　　梅兰芳几年不演戏，经济没了来源，而沪港两地开销又大，历年来的一些积蓄已经用得荡然无存了。他只得靠卖画，靠典质、变卖古董古物度日。梅兰芳在抗战八年中，息影舞台，蓄须明志，得到了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许，戏剧家田汉曾赋诗吟咏，云：“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儿辈出伶宫。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梅兰芳高兴得热泪流淌，当下他就把胡须剃得个干干净净，并开始练功、吊嗓、看剧本。两个月后，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会，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演出了《刺虎》。阔别舞台八年之久的梅兰芳重登舞台，使观众们欣喜若狂。

　　《明末遗恨》剧中，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一字一句催人泪下，观众无不扼腕动容。

　　更有江南伶杰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周信芳的戏班正在天津演出。周信芳想方设法，冒险南归。周信芳回到上海时，正赶上“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轮船刚刚靠拢上海码头，只见敌机在黄浦江上空呼啸狂吼。这时戏班的行李已经卸完，本来可以早早离去，但周信芳无意避开，他站在船头上，两手叉在腰间，怒视着这一批批掠空而过的鹰隼，眼睛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周信芳一抵达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由中共地下文委成员之一的田汉和欧阳予倩任负责人。周信芳被推选为歌剧部主任，随即开展了繁忙的救亡宣传活动，周信芳冒着敌人的炮火，亲临近郊前沿阵地及后方伤兵医院进行慰问宣传演出，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到电台义播劝募，并播唱全部《明末遗恨》，在租界，到处可以听到周信芳苍劲有力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

　　周信芳恢复了原来组织的移风社，于1937年10月28日开始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至1941年历时四年。其间，演出最多的是《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这两出戏。

　　周信芳从“九·一八”以后就多次演出过《明末遗恨》，可是现在祖国大片土地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再演此剧，其效果就更加强烈。第六场闯王兵犯山西，危及京城。但是那些达官贵胄们依旧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兵士们却因长官克扣军饷，而分文不得。这里写的是明末的历史状况，其实分明影射当时抗战初期社会的现状。周信芳饰演崇祯皇帝，当念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总能引起台下强烈的反响。在“杀宫”一场，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一字一句催人泪下，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

　　1938年，周信芳又请著名电影导演朱石麟编写了《徽钦二帝》，9月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这出戏主要突出了亡国之痛。当观众看到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一路押送时，联系到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的现实，无不激动得洒下热泪。当戏中投降敌人的张邦昌被众人痛骂，还挨了一顿老拳，观众个个拍手称快。

　　《明末遗恨》与《徽钦二帝》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即使有台风暴雨，交通受阻，卡尔登大戏院也照常满座。有时发大水，剧场进了水，也照样演出，从剧场门口搭上木板，直通场内。人们称这两出戏是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也正因为如此，敌伪对周信芳加紧了迫害。《徽钦二帝》只演了二十一天，就被勒令停演了。对此，周信芳极为气愤。他又夜以继日编写歌颂民族英雄的新戏《文天祥》，但仍然遭到禁演。周信芳不顾敌人恐吓，在卡尔登大戏院的舞台两侧挂出了新戏预告，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斗大的字，就像一副惊世醒目的对联，使观众一进戏院就看见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从而得到感染，自然有所联想。这副对联一直挂到移风社被迫解散为止。

　　在民族危亡、人民生灵涂炭的时刻，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归耕南园，周信芳演剧救亡，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抗战胜利后，田汉写了一首诗送给周信芳，诗云：“烽烟九载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烈帝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倍苍凉。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

　　杨华生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他的胞妹、滑稽演员绿杨说，杨华生去参加抗日宣传，音讯全无，家里人当他已不在人世，每年逢他生日，总要把一碗排骨面放在桌上，以寄托对他的思念。

　　鼓板丝弦救亡曲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一些曲艺艺人也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有的编演以抗击日本侵略为题材的作品，或者参加救亡演剧队的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后，上海独脚戏艺人江笑笑、刘春山等编演了《一·二八小鼓调》《抗敌英雄马占山将军》《抵制日货打倒奸商》《闸北掼炸弹》《哭东北》等大量的段子。江笑笑、鲍乐乐的《一·二八小鼓调》怒斥了日寇的侵略行径，作品还以滑稽的手法描写19路军与日寇战斗的情景：“东洋兵一船一船运到上海来，结果是一箱一箱尸体运回转东洋”。共产党人瞿秋白运用“卖梨膏糖”曲调编写了《东洋人出征》等沪语唱词，发表在上海《文学导报》上。唱词中写道：“工会也要自家人，罢工起来打倒日本人。现在预备枪炮要赶紧，赶快联络士兵弟兄们”。

　　“七七事变”后，曲艺艺人编写了更多抗日救亡内容的段子。上海的评弹艺人黄兆麟主持了上海游艺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曲艺艺人进行抗日宣传。艺人小热昏编演了《七七事变》等写时事新闻的说唱。徐青山编演了《抗战八·一三》，他一副三翘板，用长短不一的唱词叙述“八·一三”上海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侵略行为的战斗情景，爱国将领张治中带领军队与日军激烈战斗。在保卫上海战斗中，我军挖壕沟，上面搁了铺板，用烂泥盖好，引日军上钩，把日军杀得狼奔鼠窜。

　　“七七事变”前，上海滑稽艺人张樵侬、杨华生正在杭州大世界演出。他们的一个常演节目是滑稽京戏《沈阳城》，这是杨华生根据陆希希的《老枪南阳关》改编的，写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民与日寇斗争的故事。这个段子以杨华生为主，他在唱到“叹同胞，不由人，珠泪双抛”时，在“抛”字上耍了一个长腔，像拉警报似地拖了一个很长的音，引起台下共鸣。节目里还穿插了一段中国老百姓与日本兵开打的场面，打败日本兵后，还舞了一段铜棍。这个节目很受欢迎。

　　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杭州大世界停止了营业，成了难民收容所。杨华生、张樵侬等随之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参加了杭州抗日后援会宣传队，在杭州、萧山、塘栖、新昌等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1938年由张樵侬的朋友徐笑林介绍，张樵侬、杨华生参加了隶属于总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敌演剧第五队，到内地进行宣传演出。1941年杨华生、张樵侬在上饶集中营演唱了抗日段子《拾炸弹》。这个段子是太原失守后，杨华生根据京剧《拾黄金》的套路改编的。这个段子观众非常欢迎，反响强烈。他们辗转在内地五省表演，节目还有《南京城》、《西洋镜》、《歌八百壮士》、《出征别妻》等等。

　　1942年，杨华生、张樵侬等又组织了战音杂剧团，在浙江一带一边流浪，一边坚持宣传抗日，直至抗战胜利。杨华生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他的胞妹、滑稽演员绿杨说，杨华生去参加抗日宣传，音讯全无，家里人当他已不在人世，每年逢他生日，总要把一碗排骨面放在桌上，以寄托对他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