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做一个“精神浪漫”的守望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09日10:08 来源：深圳特区报 周国和 姚龙华

　　提要　　

　　在周国平眼中，尼采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触及到了中国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与精神危机。他用流畅而富于激情的文字，使内心被压抑着的困惑、情绪与思考得以喷薄而出，为尼采正名，为自己呐喊，为社会发问，把个人与时代的问题都抖露了出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共鸣。

　　他并不忽视学术研究的价值，只是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方式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而哲理散文就是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提醒那些偏执的人，只要回想一下柏拉图、卢梭或尼采的著作，就可以发现用文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问题是一种多么古老而智慧的做法。哲学的内涵与魅力不会因为文学的表达而减少，反而会让哲学能更接地气，也更有人气。

 

　　周国平，1945年7月25日生于上海。中国著名学者、作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系统研究尼采的学者。

　　代表性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守望的距离》、《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人与永恒》、《周国平人文讲演录》等。

 

　　深圳观澜湖。即将敲开的那扇门外的墙壁上，是各式各样的中国古代门微缩模型，让人眼花缭乱；其背后的历史、人物与故事，令人遐想连篇。

　　门应声而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自然真诚的笑脸，足以消除所有的距离与疑虑，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几乎没有什么寒暄，如同到了家里。

　　如果没有事先看过他的履历表，你根本无法相信，眼前神采奕奕的他竟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者。他真的是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连他自己都说，只有当别人问起时，他才能想起自己到底多大年纪了，他的心态与神态蒙蔽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否则大家看到的就会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苍老的脸了。

　　他，就是周国平，一个有着孩童心灵、少年敏感、青年激情、长者睿智的人。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专门邀请他到会演讲，讲的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更好地融入到东方时尚文化创意产业之上。

　　他是一个有时在人多的场合说话都会害羞脸红的性情中人，以生命的热情抵御岁月的沧桑，你看不出他的年龄，却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以思想的利剑刺穿现实的屏障，你能感受到他的睿智，却惊讶于他的谦逊；他是一个直抵灵魂的作家，以精神的浪漫对抗物质的泛滥，你想不明白他的执着，却不得不敬佩他的坚守。

　　他的老朋友方鸣曾感叹说：“周国平是最有人性的人，既文雅又疯狂，一点儿不像他的岁数。”

　　阳光透过落地窗挤进房间里，照进人心里，格外敞亮。一口香茗润喉，他便打开心灵的闸门，故事奔涌而出。

　　A

　　与尼采相遇

　　偶然中的必然

　　对于自己的学术道路选择与经历，以及对尼采哲学的译介与研究所产生的轰动性影响，周国平直言不讳：“与其说是选对了路，不如说是碰对了路，选择研究尼采哲学，对于我来说，是适逢其时，是偶然中的必然。”

　　世事变幻，他笃定前行。在他看来，偶然性是上帝的心血来潮，可能是神来之笔，也可能只是笔误。我们无法预测会有哪一种偶然性落到自己头上，只能从容应对，如果得到的是神来之笔，就不要辜负了它；如果得到的是笔误，就精心地修改它。

　　周国平1962年上北大， 1968年毕业后，曾到湖南农场劳动了一年半，然后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工作。所有的变数都没能阻挡住他对新生活的渴望，对学术的追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与原来的生活告别，1978年成为中国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

　　由于上大学时学的外语是俄文，因而他选择的专业是苏联当代哲学。不过，他真实的想法是，当时苏联根本没有真正的哲学，全是意识形态，而且许多苏联学者的文风特别令人生厌，啰嗦冗长，尽是概念的堆积。对于一个有着明确追求的人来说，专业限制不了他。他的心思更多的是放在苏联人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与研究上，当然也包括尼采哲学在内。

　　与此同时，他开始选修德语。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社科院没有专门的德语教师，资料也严重匮乏，因而像那一代的许多其他学者一样，基本上就是抱着一本来之不易的德语词典与语法自学，以至于因缺少听说环境而学成了“聋哑德语”。他后来虽然两次到德国访学，但德语的听说能力仍徘徊不前，则是拙于交往与言谈的性格使然。

　　1981年硕士毕业后，他留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抱着词典阅读与翻译尼采的德文原著，把它看成是一种猜谜与解谜的智力活动，乐在其中。在此过程中，他曾受邀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免费学习，却无意中成为了一个新闻焦点。那里有人私下议论说，有一个人翻译尼采特棒，却一句德语也听不懂，而那个人正是周国平。

　　基于自身兴趣的阅读与翻译，让他对尼采思想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好朋友方鸣的督促下，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他于1985年春节期间，单身住在地下室里，吃最简单的食物，满怀激情与干劲，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好事多磨，书稿写完后却在出版上卡壳了。虽然北京多家出版社都承认周国平的才情出众，整部书稿写得也是酣畅淋漓，但是由于他对尼采的评价与以往有很大出入，贸然出版可能会存在风险。直到一年之后，书稿才辗转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

　　在周国平眼中，尼采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触及到了中国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与精神危机。他用流畅而富于激情的文字，使内心被压抑着的困惑、情绪与思考得以喷薄而出，为尼采正名，为自己呐喊，为社会发问，把个人与时代的问题都抖露了出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共鸣。

　　他自己坦言，这本书的轰动性影响是时代的造化，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其地位不是在学术史上，而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上，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与精神诉求。

　　周国平在博士阶段仍然把尼采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其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从西方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去阐述尼采的思想与贡献，是一本颇具分量的学术专著。不过吊诡之处在于，到目前为止，每当提及周国平的尼采哲学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与之相比，他的博士论文多少有些黯然失色。

　　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他宣布与尼采告别。因为他不甘心把全部精力耗尽在一个思想家身上，哪怕他是尼采。他想在更宽广的领域，挖掘人生的可能性，寻找更多的思想宝藏。

　　笔耕不辍 珍惜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阅读与写作，是周国平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饥饿是一种诚实，你当然可以假装不饿，不过饥饿的真实感受如影随形，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挥之不去。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然反应。对于周国平来说，阅读与写作就像吃饭一样，缺了它们根本活不下去。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是做一只不知疲倦的狐狸，还是做一头闹中取静的刺猬？周国平选择了后者，用精神的高贵与思想的锋芒保护好生命的单纯。通过阅读与写作，经历与感受得以丰富与保存。即使是在外出差，他也不忘随手拿上一本好书，对于他来说，阅读是最好的消遣，与经典对话是最美的享受。

　　“我之需要写作，是因为惟有保持着写作状态，我才真正在生活。”周国平一直坚定地认为，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或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写作的首要目的不是影响他人，而是为了安顿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或困惑。至于客观的社会效果，那是所有写作的附加值。可以说，他的写作就是他的精神生活，凡是他不屑于放进自己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自己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写作的形式不拘一格，只要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人生感受就行。周国平认为，做哲学研究写论文、写专著是写作，通过散文的方式表达哲理性的感悟与思考也是写作，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价值。

　　自1994年评上研究员职称之后，加之遇上家庭变故，他暂时无心写系统的学术专著，开始大量写形式自由、篇幅简短、感情真挚的散文，即所谓的哲理散文。有人说他写哲理散文是不务正业，不能作为成果拿去评职称，只是读者的“心灵鸡汤”。他真是哭笑不得：“岂有此理，你们说的正业就是学术，但是学术方面我哪里比你们少做了，我只不过在学术之外比你们多做了一些，你们就说我不务正业了。”在他的意识中，对一个真正关注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是没有正业与副业之分的，凡是出自内心需要、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正业。

　　其实，他并不忽视学术研究的价值，只是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方式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而哲理散文就是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提醒那些偏执的人，只要回想一下柏拉图、卢梭或尼采的著作，就可以发现用文学的方式来探讨哲学问题是一种多么古老而智慧的做法。哲学的内涵与魅力不会因为文学的表达而减少，反而会让哲学能更接地气，也更有人气。

　　对于自己的散文作品被热捧，他多少有些意外。而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选入中学教材或当作阅读理解材料，他更多的是感到担忧，认为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误用，让学生去分析他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词语含义、句子意义，简直是荒唐。

　　他很赞同卢梭的一个观点：“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他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一种智力活动的习惯，一种充满学问和想象力的生活方式，一种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如果他是语文教师，会注意培养学生对书籍的兴趣，鼓励他们多读好书，要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立见解，并且珍惜自己的经历与感受，通过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把转瞬即逝的东西保存下来，让自己的心灵丰富起来。

　　C

　　活出真性情 更愿意做自己

　　周国平说，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人生观，那就是“活出真性情”，而对个性与内在精神的看重，以及对琐事与外在功利的看轻，是真性情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保持对自己的根本的诚实，出于真性情与真兴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获得内在的丰富，把命照看好，把心安顿好。

　　一旦出现困惑，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内心，与身外遭遇保持一定的距离，倾听内心的声音与指引。他曾打算翻译尼采全集，但后来发现即使把自己的一辈子搭进去也可能做不完。“毕竟我还不愿仅仅做一个尼采的译者，我还是要做周国平。”因此，他及时地收缩自己的计划，以节制换心安。

　　他从不脱离自己的人生与心灵生活而去研究一个问题，也决不会因为社会上什么问题热门就去围观附和。一些知识分子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总是喜欢充当别人的导师，试图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其实到头来终究是纸上谈兵，不得要领。在他看来，写作不是为了高高在上地指导他人，而是剖析自己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感受，以此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他们交心。

　　“我是周国平，不是周杰伦！”面对讲座现场的火爆场面，周国平如是说。虽然做讲座的次数多得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做讲座的那块料。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善于与人交际，在人多的场合就心慌，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总是说，演讲必须具备的记忆力、自信心与表演欲在他身上都欠缺，每次演讲开始时都会紧张得面红耳赤，而且是一直红到脖根耳后，而讲演结束时，则经常是满怀着对自己的沮丧与对听众的歉疚走下台来。到现场听过他讲座的人，大多都会被他的真诚率性所打动。

　　他对自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要求，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因此，他会对以理欺人的人进行怒斥：“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他会把混迹学界的投机分子讥讽为“行政机器的驯服工具”。

　　你很难想象，作为社科院的研究员，他几乎从来都不申请课题，倒不是因为申请不了，而是因为很多课题的功利价值远远大于其学术价值，不符合他的精神需求，只有敬而远之，才能保持自身的本色。

　　他坚定地认为，精神创造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重要的不是精神产品能否转化为物质产品，是否有用，否则就是用人的低级属性去判断人的高级属性，是根本的价值颠倒。

　　一旦把学术只是当成谋生的工具或者获取名利地位的手段，失掉了自己的真性情与真兴趣，那么学术生态就被败坏了，学术大师的出现就会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在他看来，真正的学者不会因利益而放弃良知，要保持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勇敢地做自己，坚守自己内在的精神独立，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安宁。

　　D

　　精神守望 总有一些人在那里

　　周国平认为，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精神的贫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的浪漫理应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普遍需求。精神浪漫，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任何人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

　　在他的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有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那时，改革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从前被拒之门外的现代西方思潮汹涌而至，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令人心潮澎湃，散发着让人着迷的精神魅力，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思想焦点。

　　周国平清醒地指出；“八十年代思想盛行，人们把阅读与讨论新锐思想作为当时的一种时髦，其实质不是学术热，而是思潮热，要说在学术上有多扎实和深刻，那倒未必。”据他回忆，当时陈宣良翻译的《存在与虚无》发行了10万册，被抢购一空，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并读懂了。但是有人关注精神与思想毕竟是一件幸事，就像遍地撒种也可能结出果实一样，思潮流行也会开出精神浪漫之花。

　　对于时代的变化，他不无感慨，感觉时代竟然比他个人老得更快。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当时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取而代之的是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

　　在他看来，尼采所揭示的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问题，包括传统价值的崩溃，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当今世界并不是解决了，有些更加尖锐了。一个物质泛滥、精神苍白、思想无力的时代，让精神浪漫那么稀缺。许多现代人那么浮躁，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却是内心空虚、精神贫乏。

　　他认为，现代社会让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无比迅捷，却容易让人丧失独处的能力，失去与自己对话的机会。其实，交往是一种能力，但独处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不擅长交往的人可能在性格上有缺陷，但不能独处的人就在灵魂上有缺陷。因为不能独处的人太空虚了，他们不喜欢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苍白，因而要逃离自己去人群中混迹。

　　他提醒人们，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无论何时都应该给精神生活保留一个合理的位置。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坚持唯心主义，正是想借此表明精神的重要性，唤醒人们对精神浪漫的渴望。唯心主义当然具有主观性，但它原本就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命题，而非客观的科学命题，它的初衷是让人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变得高尚起来，而不至于庸俗不堪。

　　“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人都是有灵魂的，并且都是有精神需求的。我总是相信，每一代人里面总有一定比例的人有着强烈的精神渴望，是不会被物质的泛滥与生存的重负完全压住的。”

　　周国平愿意乐观地面对未来，他希望做一个“精神浪漫”的守望者，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永恒价值，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走向，通过写作与讲演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求。

　　谁都可以成为一个拥有精神浪漫的人，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他们一定就在不远的那个喧闹或安静的地方，就是人群中的那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正向我们微笑致意，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而已，但守望者已经跟他们相遇了。　　

 

　　万物与我为一 东方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访著名学者周国平

　　他被很多人看作是“学术明星”，却从来都不习惯众星捧月的感觉。他深谙有限之人无论多有学问，也无法穷尽无限的未知世界。他从不自视甚高、固步自封，总是饱含热情地去倾听、去学习。在他看来，自知无知不仅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境界。他是一个自知无知的智者，总是以谦逊优雅的姿态，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做到泰然处之。他，就是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

　　近日，周国平受邀参加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举行的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成立大会暨SFCA国际时尚论坛，我们有幸采访到他，聆听他对于道家文化、东方美学与时尚创意的睿智见解。

　　深圳特区报：在所有受邀参加此次时尚论坛的主讲嘉宾中，您是唯一一位学者、作家，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您的到来？

　　周国平：主办方请我来参加此次以“东方美学·引领世界新时尚”为主题的论坛，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可能请错了人。他们说喜欢我的书，我的一些经历与感悟对他们产生过一些影响，但问题是我书里面的内容跟时尚毫无关系，我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一种因果错乱。事实上，我真的是特别无知，尤其对时尚更是一无所知。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行业离我最远的话，那就是时尚。

　　今天论坛的主题一个是时尚，一个是东方美学。但我的专业是哲学，而且是西方哲学，对于东方美学我并不精通，至多只是业余爱好。同时，哲学是思考那些抽象的永恒问题的，而时尚关注的是最当下具体的东西，两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在时尚行业与东方美学方面我算得上是一个“双料外行”。其实我内心很不安，我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我怎么能去谈论呢？不过，既然答应要来，我还是提前做了功课的，我准备把“实”的东西引向“虚”的方面，把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极其有限的知识梳理了一番，从中发现了与东方美学及时尚有着内在关系的一些东西，供大家参考一下。

　　深圳特区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什么最主要的特征？其中哪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东方美学？

　　周国平：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儒道互补”。儒家文化是主流，道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在积极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轻功利的超脱情怀；在消极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

　　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中是主体，而美学则主要源于道家思想。道家文化是一种生命文化、审美文化，注重精神自由、逍遥自在、率性重情、闲情逸致、生命乐趣。道家文化对于中国文人来说非常重要，开启了中国特色的人性解放。在中国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励志和闲情两面。励志，就是经世济用，追求功名，为儒家所推崇。闲情，就是逍遥自在，超脱功名，为道家所提倡。如果只有励志，没有闲情，那么中国文化将会庸俗不堪，中国古代文人中那些注重精神生活与审美品位的人不是疯掉就是死掉。因此，中国古代文人中的佼佼者往往都追求一种“内道外儒”的生命状态，一个儒生的形体里面隐藏着一颗道家的心。

　　深圳特区报：道家的审美文化有哪些主要表现？对于人们的生活追求与精神境界有什么影响？

　　周国平：庄子把道家的人生哲学往审美的方向引导，开创了一种审美人生观，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传统。庄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保持好生命的单纯状态，所谓“保其性命之情”，把自我丧失在物质上、把天性丧失在世俗上的人是颠倒的。要超脱功利，保持生命的原初情趣。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艺术与生活的统一。

　　这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天人合一”。儒家的“天人相通”或“天人相类”思想都是为了证明人伦道德在宇宙本体中是有根据的，并不包含人和自然统一、融合的含义。人与自然统一层面上的“天人合一”是道家的思想，就是庄子所说的“万物与我为一”，它是东方美学所要追求的终极目的或最高境界。中国的诗歌与绘画的主要对象就是田园山水，中国文人大部分都有“田园梦”与“山水癖”，寄情山水田园，释放闲情雅趣，就是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