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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那年冬天血色的南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2月08日10:47 来源:北京晚报
    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进入南京。 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进入南京。
    1937年冬,日军进攻南京城。 1937年冬,日军进攻南京城。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1月28日,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的日军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处决。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1月28日,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的日军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处决。

  1937年冬天的江南,又湿又冷,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军持续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由此开始,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77年后的冬天,又一个12月13日即将到来,今年的这一天很特殊,它将是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也选择了在这个冬天推出了他6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书中展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

  77年前的那个血色冬天、血色南京,不该被遗忘。所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何建明一再说:我没有回避什么,我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能再扭扭捏捏。对于国民性的提醒太重要了,不能再拖延了,再不反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南京大屠杀资料浩如烟海,何建明用了半年时间看资料,“那些书全堆在地上,一摞摞都这么高”,何建明说着,用手在一米的位置比画了一下,“我在家里书房写作时,我母亲在桌上堆起来的书中走找不到我了。”何建明说着,从书柜里拿出了三四本日文书,告诉记者,这些书是他珍贵发现的一个重要来源,“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在日本都很少能够看到了。”何建明找人将他们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一本就是他在文中重点着墨的松井石根的个人传记。

  报告文学内容必须保证真实,为此何建明还对这些原始资料反复请教历史学家,也做了不少中日双方的口述历史采访。“说实话,我原本就希望写上100万字,但后来出版社不同意,因为太厚的书就得定价很高,定价太高的书就不好卖,所以最后我写了80万字,结果出版时又砍掉了20多万字,现在只剩六十来万字。”

  写作过程中,何建明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心情。“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日本侵略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史料和实物之中,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何建明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后开枪自杀于车内。

  这本书起印30万册。对于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最初何建明心里也没底。于是,他把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刻思考与分析的结尾文章《十问国人》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当天就有75000多人次点击阅读;新浪网还将这《十问国人》发在微博上,结果一天内有300多万人次的转发和阅读。

  意外的震惊

  提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创作的始因,何建明称自己是无意间被“拉到”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我的内心非常清晰:只要没有人写它、没有人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好,我就必须去写。”今年年初,正在南京进行另一项采访工作的何建明,偶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一见面,朱成山极其急切地期待他写一写“南京大屠杀”。“没人写过?”何建明就根本不信这么重要的题材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写过。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朱成山说,他是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何建明回去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他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美籍华裔女记者张纯如写的。

  “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何建明说,随后他立即更换了创作任务,全力进入《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采访、准备、写作中。

  面对如此复杂庞大的题目,何建明却自信自己能够驾驭,“我创作纪实作品已经几十年了,几乎什么样的题材都写过,创作困难对我来说基本不多。”何建明说自己对这个题材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如果身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他都发怵不敢写,那就更没人写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数量屈指可数,有徐志耕、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拉贝的《拉贝日记》,被问及与这些作品相比,《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有何不同时,何建明称自己更多关注它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所谓全面性,就不能站在“被害者”一个方面的视觉去看待和处理情节及内容,而我既写了“被害者”亲述史,更多的是从日军口中及“第三者”的眼里、嘴里说出的及经历的“南京大屠杀”。除了涉及大量翔实史料,书中还包括大量死难者亲友的控诉“呈文”,多篇日军当事人的“阵中日记”文稿,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外籍人士的报告,日本、国际社会上留存的一些新闻报道资料,何建明更是多角度地记录了此次历史事件,改变并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视角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日军入城后举行“公祭” 仿佛受害者是他们

  何建明说,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第一个正式向国家提交设为国家公祭日的提案人。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

  在写作过程中,何建明的一个独特发现,也让他对于77年后的公祭更加痛心:“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何建明说,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人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

  谈及此,何建明认为国民意识的培养还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国家公祭日来的太迟了,就像一群开始成长着的孩子一样,人家早已学会了十八般武艺,而我们才刚刚伸伸腿、打打拳而已。”何建明认为,我们需要这种国家公祭,因为今天许多人不读历史,过于相信“国外学界”的观点,甚至在他创作这部作品时,就有人说:“小心,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内外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尤其在日本。”言下之意,是提醒他不要去啃“这块历史的硬骨头”,甚至劝告他“当心有人来暗算你”。对此他回答:“已经过去77年了,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亏。今年公祭的钟敲响之时,我希望对自我国民性的认识能够进入一个新阶段。”

  对话

  何建明:都像抗日神剧一样 抗战就不用那么久了

  记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何建明:我从小就知道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攻打南京是从我家乡的长江边上岸的。当年我的爷爷奶奶讲日本人的故事,我都记得,几十年积累了很多东西,这块土地给了很多信息,我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能再扭扭捏捏了。对于国民性的提醒,太重要了,不能再拖延了,再不反思,再不提醒,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记者:大众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最直观印象其实大都是从电影电视中获得的,您如何用文字去展示这一事件?

  何建明:《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南京!》实际上展示了大事件的某一个小场面,要是根据我的书改编就不知道能写出多少了。这样一个大的事件,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角度去表现,用纪实的手法去写,要求很多:既要细节,又要大场面,更要宏观思考,属于一种全景式的写作。

  此外就是要具体意识化,增加阅读的清晰度,这是我的发明,也是我的长项。比如死了三十万人,三十万这个数字你要让他们内心产生一种震动,就要描述出这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抬尸体要用多少卡车,这么多人的血要用多少天才能流完,这就是报告文学能够做的,新闻报道做不到,学术研究也做不到。

  记者:日本方面的史料您得到了哪些全新的发现?

  何建明:一个是大量的日军现场的记录,包括私人日记和行军记录,第二个是日本战败以后写的回忆录。这几十年来,从西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一些东西,甚至包括日本人自己做的对二战老兵的访谈,这些都算是第一手材料。我在写作时有个朋友在日本从事外事工作,给我找了很多日本出版的书。

  记者:您对日本方面的史料是如何拿捏的,比如战争立场?

  何建明: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材料一定要有所选择,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比如关于大屠杀死亡人数这件事我就没有用他们的记录,不能去相信他们的想法。在具体死亡到底是二十多万还是三十多万这件事上,各有各的道理,但基本的一件事实是,侵略中国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他们就不干,说我们多说了几个人,在这个细节上较劲,他们是很精明的。

  记者: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与一般的历史纪实又有微妙不同,尤其是在对史料的运用上,你是如何取舍材料的?

  何建明:我接触和掌握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材料,主要是日军自己口述和回忆的东西,这部分我认为是日军大屠杀最有说服力的史实,我甚至想根本不作任何改动的把它原封不动的搬到我书里。但不行,编辑和书的容量不允许,所以只能挑些“精肉”留着,对此我一直很心疼。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很多、很宝贵,但我要挑的是那些尽可能“鲜活的”、独家的。所谓鲜活就是一些“新发现”,比如侵入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的个人文情、真实性格等。所谓独家的,即尽可能在引用的材料上讲究“从来没有用的”为第一选择条件。

  记者:这次写作有哪些触动您的新发现和与以往同题材作品的不同之处?

  何建明:我占有的资料比以往的作者们要多得多,尤其是我关注了日军当事人和日本国及国际社会当时留的许多宝贵的“自述”与报道。另一方面,我写到了被以往规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形象的叙述,同时对日军高级官员在真实本性与人性进行了比较多的客观叙述。这是过去所有“南京大屠杀”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没有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充斥电视屏幕的“抗日神剧”以及网络上对这些神剧的吐槽?

  何建明:现在“抗日神剧”太多,太假。把日本人描述得个个都很笨、很凶恶,而中国军队、英雄们都非常了不起。如果真像电视剧上的情节安排和结果,我们的抗日战争就不需要那么持久、那么艰辛了。其实,我所看到的史料,当时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军队,是极其可怜的,卑微的,甚至是非常奴性的。总之是英雄不少、有骨气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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