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堃：恩师曹禺的思与忧

　　体裁：散文 

　　作者：梁秉堃

　　今年12月13日，曹禺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八个春秋了，每到这一天我都会深深地怀念到恩师，就像是他依然站在面前，弓着腰，摆着手，缓缓讲述着编剧的真谛。其中，有些道理或许是可以让我受用终生的。

　　“童心使你能经受磨炼，一切空虚、寂寞、孤单、精神的饥饿、身体的折磨与魔鬼的诱惑，只有童心这个喷不尽的火山口，把它们吞食干净。”

　　壹 

　　创作秘笈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师：“您说，什么是一个戏的好效果？”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是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当然，我们的演出，企图感动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回到家里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他还着重说：“我们是否完全做到这一点了呢？没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还没有做到。”我以为，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审美标准是很有针对性的，很有良好效果的，需要我们深长思之，并加以行之。

　　□曹禺师在很早以前曾经说过三个“不要写”——

　　“言不由衷的话，不要写”；

　　“不熟悉的生活，不要写”；

　　“熟悉的生活，但是在没有从中找出你相信的道理来，并且真正想通了的时候，也不要写”。

　　我的体会是他在主张剧作家要对待生活真诚，对待创作真诚，对待观众真诚的同时，对待自己也要真诚。事实证明，要做到这样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剧作家既需要“识”，更需要“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时候，北京人艺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不管是专业剧作家或者是业余剧作家，写戏都要先拟一个提纲，而提纲往往首先要请曹禺师给“号号脉”。理由很简单，他的经验丰富，独具慧眼，水准很高，能够一下子判断出提纲里有没有“干货”，值不值得继续写下去。他常说：“一个剧本首先要有‘酱肘子’，光有‘胡椒面’不行！”

　　然而，请曹禺师给提纲“号号脉”，也并非易事。

　　他一贯认为——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针对我们“下笔千言万语，口若悬河无尽”的毛病，便从来不肯听提纲，而只是看提纲。同时，对提纲的要求也很严格，即只能写在一张有300个字的稿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个字不可。这一下我们真的作了难，每次写提纲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浓缩”，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这时仿佛才体会到，凝练要比铺陈费力气得多。

　　□曹禺师看一个提纲，如果不满意的时候，从来不用激烈的批评词句，只是轻声地说：“普通普通”，“一般一般”，或者“现成现成”。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你在提纲里，“借用”了别人用过的“套子”。他对于中外古今的经典剧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方面你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为此，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你要写一种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感情，要构思戏剧的冲突、悬念，你就要了解世界文学作品中已经达到的高度。写一个守财奴，古今中外都有人写，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就达到这类人物性格的高度，你要再写这种人物性格，就要写出自己的东西，才能留得下来。一个人的残忍，有吕后的残忍，剥皮挖眼，还有各式各样的残忍，只有了解了诸如此类人物的性格高度，再写这种残忍才不会重复，才会超出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熟悉这些，就不会有独特的创造，没有这种独特的创造，是写不出好戏剧作品来的。”曹禺师在创作上从来是另辟蹊径，不嚼别人嚼过的馍，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对我们同样提出如此的高要求，所以写提纲的时候，不但要注意“短”，更要注意“新”。

　　□我为了把一个剧本的提纲挤进300个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了两个通宵夜车才完成。

　　当我把提纲给曹禺师看的时候，心里总还觉得不满足，一心想着再补充点说明。可是，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一个剧本的提纲写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的脑袋里往出跳。我写《雷雨》的时候，根本没有提纲，可是一口气写出来第二幕里周朴园、蘩漪和周萍、周冲的喝药，以及第三幕里周萍和四风的夜半幽会。”

　　曹禺师说到这里，我连连点着头再也不作声了。

　　这种做法时间一长，我们便悟出其中一些道理来。想想看，一个只有300个字的剧本提纲，故事梗概一定是挤出了所有的水分，而保留下来的才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即戏剧的主体部分。如果一个戏的主体部分站不住脚，挺不起腰来，那么，旁枝侧叶再多，再华丽，也是枉然。

　　300个字的提纲，难为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更提高了我们。

　　□曹禺师一再告诫我们——

　　“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要多看几眼。写人不能只写一面，要写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从他的此一时写到他的彼一时。”

　　“一切戏剧都离不开写人物，而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内心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的感情写出来。一切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

　　“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样去写。我是一个蠢材，要非常多的时间搞成一件事才稍如意，写东西更是如此。提笔即成功一篇东西，天下哪有那样便宜的事情！”

　　□曹禺师说——

　　“人是很不幸的动物，因为他有敏锐的感觉，但正因如此，才产生宇宙间罕有的事物，美的人和美的诗和艺术。”

　　“我爱‘人’，但时常我也憎恶‘人’，人性是多么复杂啊！到现在，我却不懂什么叫做‘人’。大约多学一点哲学就好了。”

　　“在医院里，尽看许多受苦的病人，有人几乎全无知觉，完全不动、不说，吃也要从鼻管里灌下去，见人也不认识，但要活着，而活着，活——要活，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曹禺师还嘱咐我们：“不要怕改！不怕三遍两遍地改，十几遍地改。美国一个作家，拿出一部小说之前，他改了二十四遍。到了二十五遍，拿出来他还要在校样上大改。耐性与韧性，百折不回的精神对你们万分需要！我相信你们的才华，但一定要不怕折磨。大器晚成，万不丧气！偶有挫折，便感到一无是处，自己一切都完了！这是软弱的人，没有出息的人的软弱表现。天下事只有干到九十九分，还差一分时，仍然得拼命攀上这一分。这一分往往比登天还难，比过去九十九分时用的劲，还要多得多，还要苦得多。这就需要坚强！需要信心！需要无限量的自信！”

　　□曹禺师继续强调地说：“你必须充分准备：一、再改它十几遍，给人看，再改；改得自己也无可挑剔了，再发出去。二、不怕退稿。杰克·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百折不回的牛劲是大可学习的。你们比起他是小毛虫，你们若还不知苦苦修改，还不知退稿，再写，再改，再改；再退了，又写别的，写，写，写不完地写，那怎么成啊！三、你们还要观察，体会身边一切事物、人物，写出它们！完全无误，写出它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崇高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全称赞的东西的。”

　　贰 

　　如烟往事

　　“文革”中，人艺已经全部改为“部队式”的编制。我和曹禺师刚好安排在一个班里，我由于年纪较轻、历史简单还当上了班长，所以很快就发现他那受尽折磨、忧心如焚的可怜样子，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当时，“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还催促得很紧，要求曹禺师必须尽快交出一生的“认罪检查”报告来。一天中午，他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宿舍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竟然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已经写了八遍都没有被通过。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地喃喃对我说：“我就是三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子，随他们用脚怎么碾吧！”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突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地对他说：“干脆，我帮助你写吧。”曹禺师大吃一惊，向周围观看着，唯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用力点点头，表示也只好如此。曹禺师胆战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答：“先交出认罪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这事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在代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资料不齐全，很是影响进展。譬如说，“造反派”的人揭发曹禺师过去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极力要求提高文艺作品的稿酬标准，必须深刻检查认罪，狠挖“三名三高”(即“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反动名利思想。据说，这篇发表的文章在抄家当中已经被拿走了，为此“认罪检查”就没有了充分的依据。我赶紧问曹禺师还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回答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罢。再也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曹禺师几乎每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时，都能背诵上一、两段文章的段落来。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背诵得太具体了，也太顺畅了，几乎是一个字都不错，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我问：“你是不是在家里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老婆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们再来抄家，要是再给抄走了，我写的是什么就真的说不清楚了。那就是死无对证啊！……”我想，这是由于曹禺师胆子本来就小，后来又让抄家、批斗给搞得更加害怕了。我心里暗暗地想着：“一个正直、善良又诚恳、纯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灵魂给扭曲成这么一个样子了呢？”下一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曹禺师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地交给了我，还一再嘱咐我务必要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我也立即连连点头，答应下来。

　　由我代笔写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社论的语言。其中，第一句就写道：“我的罪过是要从30年代写《雷雨》的时候，开始毒害广大观众算起的。我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忠实地执行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曹禺师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就根本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这时，我似乎又感觉到曹禺师身上那种久违的童心，在继续闪闪发光。他曾经说过：“童心使你能经受磨炼，一切空虚、寂寞、孤单、精神的饥饿、身体的折磨与魔鬼的诱惑，只有童心这个喷不尽的火山口，把它们吞食干净。”

　　叁 

　　辞别之际

　　无疑，在国内也包括国外，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把亲切的目光投向了曹禺师，关注着他是如何度过人生最后时刻的。

　　由于患有肾功能衰竭病，已经住了8年北京医院的曹禺师，在1996年入冬以来，又开始患感冒，体温并不很高，只有摄氏37.2度左右，但是进食的胃口却越来越不好。后来，主治医生进行了积极诊治，然而，在打了6天吊针以后，体温才渐渐有所下降。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或许还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吧。

　　12月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作为文联主席的曹禺汇报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召开的筹备情况，邀请他一定要出席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曹禺师不无担心地表示：“我真是很惭愧，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但是恐怕不能参加了。”高占祥听了以后摇摇头，又降低要求说：“您或者只到会几分钟，讲上几句话，和大家拍个照。这样总可以了吧？”为此，他们征求了主治医生的意见，医生毫不犹豫地表示不同意，因为曹禺的病是很怕感染的，不宜于参加任何在公共场合的社会活动。然而，曹禺师自己还是非常想参加的，甚至已经悄悄地让夫人李玉茹给拟写了一篇讲话稿子，内容主要是讲做人的道理，即做人要有高尚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同时特意强调还一定要有较高的文化。显然，这是他从一生经历中领悟出来的道理，真可谓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事后，曹禺师依然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为自己没有向大家讲出这些话来而耿耿于怀。

　　12月10日的下午，陪伴在病床前的李玉茹发现曹禺师胸中有痰又咳不出来，便赶忙找主治医生进行治疗。医生立即给曹禺师服了消炎药。

　　又过了两天的下午，李玉茹给曹禺师拿来了一套新订做的西式服装，准备试衣。可是，在3点多钟，又发现曹禺师有些呼吸急促，再次找到主治医生检查，结果确诊为急性肺炎，而且胸内已有积水。为此，为曹禺师再次打了一个小时的吊针。直等到晚上7点多钟，曹禺师和李玉茹才吃上晚饭。平时，曹禺师常常昏睡着，吃两口饭就说饱了，这一顿饭却吃得很多、很香、很好。晚上8点多钟，李玉茹离开医院回家休息。过些时候，医院护士给家里打来电话告诉李玉茹，曹禺师又起来了，穿好衣服正在看电视，后来又看了一会儿报纸，并在10点半做了治疗，然后躺下来休息了，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13日凌晨的1点多钟，曹禺师醒过来以后说：“你们给我穿衣服，我要起来。”护士耐心劝阻说：“现在是深夜，还是不要起来了吧。”凌晨两点半钟，值班医生前来查房，看到曹禺师呼吸、心率都很好；曹禺师自己也说感觉很好。为此，大家也就更加放心了。

　　凌晨3点45分，护士长再次来查体温，感觉曹禺师体温又高了一些。几分钟以后，突然曹禺师的呼吸也慢了，脉搏也慢了，情况不大妙，护士们马上做人工呼吸，并且找来主治医生进行抢救。4点40分，李玉茹得到信息赶到北京医院，医生没让她进病房，告诉她曹禺师正在进行紧急抢救。

　　凌晨6点5分，李玉茹来到曹禺师的病床前，看到心脏监测器里已经是一条亮光的平行线。家人悄悄告诉李玉茹，她在大声呼叫曹禺的时候，荧屏上的亮光线还轻轻地跳动了一下，又一下……显然，这就是曹禺师最后的心理反应，情感反应，也是向人生郑重又遗憾地告别的反应。

　　曹禺师，一位被大家赞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家，于1996年12月13日凌晨3点55分，享年86岁，永远离开了他非常热爱也非常愤懑的人世间。

　　作者梁秉堃小传：

　　著名剧作家，在人艺供职。代表剧作有《谁是强者》、《冰糖葫芦》等，传记文学有《在曹禺身边》、《平民演员于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