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人生除以七

　　看罢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的电视纪录片《56UP》之后，心里不大平静。这部纪录片，拍摄了伦敦来自精英、中产和底层不同阶层的14个人，自7岁开始，一直到56岁的生活之路。导演每隔七年拍摄一次，看他们的变化。七个七年之后，这些人56岁了，这么快就从童年进入了老年。150分钟的电视，演绎了人生大半，逝者如斯，真的让人感喟。

　　我不想谈论这部纪录片所要表达的主旨。让我感兴趣的是，它选择了将人生除以七的方式，来演绎并解读人生。为什么不是别的数字，比如五或六，而偏偏是七？不管有什么样对数字特别膜拜的深意或禅意，乃至宗教的意义，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我也来一回这样的选择，将自己的人生已经走过的岁月除以七，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从7岁而从5岁开始吧。因为，那一年，我的母亲去世，我人生的记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记忆中那一年，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树落满一地槐花如雪，我穿着一双新买的白力士鞋，算是为母亲穿孝。母亲长什么样子，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姐姐带着我和2岁的弟弟一起到劝业场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便独自一人去了内蒙古修铁路。那一年，姐姐17岁。

　　七年之后，我12岁，读小学五年级。第一次用节省下来的早点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是本杂志《少年文艺》，一角七分钱。我人生读到的第一篇小说，是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马戏团来到了镇上》。那是马戏团第一次来到那个偏僻的小镇。那两个来自农村的小兄弟，没有钱买入场券，帮助马戏团把道具座椅搬进场地，换来了两张入场券。坐在场地里，好不容易等到第一个节目小丑刚出场，小哥俩就累得睡着了。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那样深刻，小说里的小哥俩，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弟弟，也让我迷上了文学。我开始偷偷地写我们小哥俩的故事。

　　19岁那一年的春天，我高中毕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初复试都通过，录取通知书也提前到达了。但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学之门被命运之手关闭，两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张夹在印有毛体中央戏剧学院红色大字的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了。

　　26岁，我在北京郊区当一名中学老师。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一年。是因为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家中只剩下老母亲一人，才被困退回京的。熬过了近一年待业的时间，才得到教师这个职位的。和父亲一样，我也得了高血压，医生开了半天工作的假条。每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叫《希望》。在那没有希望的年头，小说的名字恶作剧一样，有一丝隐喻的色彩。

　　33岁，我“二进宫”进中央戏剧学院读二年级。那一年，我有了孩子，1岁。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我在南京为《雨花》杂志修改我的一篇报告文学，那将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我从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坠地。

　　40岁，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汇月刊》杂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电报要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楼找同事借来一台专业照相机，带着儿子来到地坛公园，让儿子帮我照了照片，勉强寄去用了。那时，儿子8岁，小手还拿不稳相机。照得晃晃悠悠的。

　　47岁，我调到了《小说选刊》。大学毕业之后，我从大学老师到《新体育》杂志当记者，几经颠簸，终于来到中国作协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以为是文学的殿堂。

　　54岁，新世纪到来。我自己却乏善可陈。两年之后，儿子去美国读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后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都有奖学金，是他的骄傲，也是我的虚荣。

　　61岁，大年初二，突然的车祸，摔断脊椎，我躺在天坛医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们说的，我相信命运。福祸相依，我想起在叶圣陶先生家中曾经看过的先生隶书写的那副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

　　68岁，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旁边儿子的房子里小住，两个孙子已经一个跟一个地出世，一个2岁半，一个就要5岁，生命的轮回，让我想起儿子的小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人生除以七，竟然这么快，就将人生一本大书翻了过去。《56UP》中有一个叫贾姬的女人说：尽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书，但是已经打开了，就得读下去，读着读着，也就读下去了。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让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体味到时间的重量。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漫漫人生路，能够有意识地除以七，听听自己、也听听光阴的脚步，看看自己、也看看历史的轨迹，是件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