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 一位东方导演的英雄本色

　　年轻时的吴宇森

　　吴宇森，1946年生于广州，1951年移居香港。1973年执导首部电影《铁汉柔情》。早期凭枪战片《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奠定了电影风格。1993年赴好莱坞发展，先后执导《变脸》《碟中谍2》，成为第一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手印的华人导演。2010年获第6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4年执导电影《太平轮》。

　　印 象

　　情深如海

　　于妻子 于电影

　　作为一名好莱坞商业片导演，吴宇森绝对是一座丰碑，无论国语片《英雄本色》《纵横四海》，还是国际级阵容的《变脸》《记忆裂痕》，都是殿堂级的作品。他的电影有着浓重的个人风格，人物出场时一定伴随着激烈的故事和强烈夸张的画面，相比李安擅长影片画面的唯美，吴宇森更喜欢在快速切换镜头和制造悬念上让观众目瞪口呆。他会在故事层层剖析之后得出答案，让一切都变得明朗。看他的电影，只需跟随他的镜头、进入他的节奏，并在结束时起立鼓掌就可以了。

　　今年10月，吴宇森作为全媒体项目《全民电影》总导师参加线下大师班活动，年近七旬的他，谦逊儒雅又不失幽默，讲故事时爱抖“包袱儿”，比如他说自己喜欢给演员较大的表演空间，不会刻板地规定演员怎么演时，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的演技是蛮不错的！”然后憨厚地笑。无论接受媒体还是年轻导演的提问，他也都表现出对于后生晚辈的耐心和爱心，十足的大师风范。

　　11月，电影《太平轮》在北京举办“情深似海”发布会，我再度与吴宇森相遇。主演章子怡受访时透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她演完一场情绪浓烈的戏，走到监视器旁看自己的演出回放，回头想跟吴导交流说戏时，竟发现他在擦眼泪。“我看他擦眼泪，就跟着也哭。合作之后，我对导演有很深的情感，他是一个好人，我们跟着这么好的一个艺术家一起工作，我们都不愿意偷懒，都愿意在各自的角色上多付出一些，就可以让导演省一点儿心。”

　　如何“hold”住全剧组和“摆平”明星，“神级”导演吴宇森绝非只凭专业技术服众，他智慧、包容、能屈能伸的品格，共同构成了他的人格魅力，让众多明星心甘情愿为他预留档期，积极配合他宣传电影。

　　《太平轮》是一部情深似海的电影。这种深情，也是吴宇森本人爱情故事的展现。发布会上，吴导的妻子牛春龙也在现场。结婚40年，两人甜蜜如初。吴宇森说，“《太平轮》里面有一段非常好看的戏，黄晓明跟宋慧乔跳华尔兹，黄晓明的角色有一条腿不好。当年我追我太太时，也是我带着她跳华尔兹，我也是一条腿不好，我把我们初恋的感觉都拍到了电影里面。”此时，台上的吴导和台下的妻子相视而笑，那种默契，那种情谊，现场的人们也陶醉了。

　　那天，禁不住章子怡的鼓动，吴太上台和吴导跳起了华尔兹，伴随优美的旋律，二人仿佛一对儿热恋的情侣翩翩起舞。一曲跳罢，吴宇森在一旁轻轻拭泪，在场的人们禁不住唏嘘，这是个情感多么丰富又真挚的男人啊。记得以前看过吴宇森的演讲，他谈到自己身上有两种爱情，一个是对太太，一个是对电影。直至今日我才懂，他对于妻子，对于电影，都是一样的情深如海，不移如山。

　　女性也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记者：您曾一再澄清《太平轮》不是东方的《泰坦尼克号》，不完全是沉重的史诗片，更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片。影片有一句宣传语，“与其把生命交给战争，不如献给爱情。”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太平轮》想要表达什么样的爱情？

　　吴宇森：“与其把生命交给战争，不如献给爱情。”这句话来自编剧王蕙玲的剧本。拍这部戏的缘起，是某次和王蕙玲聊天，我说一直希望拍出《日瓦戈医生》那样经典的爱情故事。又提到，我对于发生在1949年太平轮沉船事件很有感触。她有了想法，用太平轮事件中几个真实原型做人物蓝本，在电影剧本中赋予他们不一样的性格和命运，将几段爱情故事写了出来。经过后期修改，又加入了表现海外华人对国家思念的情节，我觉得这是个很动人的故事。

　　我认为情感和人性是相通的，无论爱情片还是江湖片，都能展现情感。比如我拍摄江湖片时也追求浪漫的表达。而这次拍摄从女性视角出发的爱情片，也希望表达一种英雄情结。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也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因为在她们身上更能找到爱的力量和生存的勇气。我希望告诉人们这个世界虽然时时刻刻在变化，但爱情会是永恒存在的。

　　记者：这次拍《太平轮》启用了很多大明星，您怎么处理各个大牌之间的关系？

　　吴宇森：我在剧组秉承一种心态，我爱我的演员，我会想出很多方法来帮助演员。在我看来，大明星往往更缺乏安全感，越是大明星，越需要关爱和帮助。

　　我在好莱坞与汤姆·克鲁斯合作，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难搞的演员”。其实他很聪明，很有感情，他是大明星，又是制片人，当他对有些导演提出意见时，导演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那么，能不能找个方法不把气氛搞僵，让双方都能下台？我拍《碟中谍2》时，汤姆·克鲁斯依旧会提出和我相反的意见，搞得现场工作人员都不高兴了。我跟他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我有更好的，可以把你拍出从来没有过的帅气。你刚刚的建议，我后半部分可以用，但最后要再回到我这里。”然后我跟工作人员说，“我们”的意思是这样。我特别强调是“我们”，那汤姆·克鲁斯也觉得有面子，也受到了工作人员的尊重，工作人员也很愉快。作为导演，我不要教导演员怎么演戏，而是给予明确的指示。最大牌的我拍过，新人我也拍过，秘诀只有一个，关爱和尊重。

　　记者：您自己对《太平轮》这部电影打多少分？您怎么看待目前国产电影票房节节高升的现象？

　　吴宇森：我对《太平轮》很满意，我想任何电影作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只要满足自己心中好电影的标准，就可以了。我对自己过去的作品都不完全满意，几乎每一部戏都很容易找出缺点，所以我的习惯是拍完一个戏，只看一遍就不再看了。对我来说，《太平轮》已经接近完美，如果观众也能喜欢，就是十全十美了。

　　中国大陆现在的电影票房屡创新高，很多人说我们会赶上好莱坞。我认为，短期内是不太可能。好莱坞的优势是创作人才很多，给编剧足够的酬劳，好莱坞的电影工会保障每一个创作人的权益，而我们还是欠缺专业精神，一个创作团队里大家的专业水平也不够统一。当一些创新的想法出现，不够专业的人达不到水准，无法快速领悟。当然，中国和好莱坞同样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剧本荒”。中国一些知名编剧剧本酬劳过高；而一些有才华的年轻编剧不被尊重，酬劳太少了。我希望对电影感兴趣的年轻朋友可以从写剧本开始，有机会再做导演。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超过好莱坞，我们有自己的风格。

　　我是从拍实验电影起步的

　　记者：最近您在电视节目《全民电影》中担任总导师，您一直鼓励年轻导演拍摄实验性短片，这是否与您自身的从影经历有关？

　　吴宇森：我拍摄第一部电影时26岁，几乎是香港最年轻的导演。那时导演是学徒制，必须要跟着师傅做15年才能升副导演，继续做15年再升导演，基本都五六十岁了。如果有谁45岁当上了导演，新闻就会报道出现了一位年轻导演。我当时是所谓的文艺青年，不属于电影圈，拍电影时还睡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很穷也很不成熟。第一部电影因为暴力问题没有通过审查，香港无法发行。

　　后来这部电影被嘉禾公司看中、买下。老板何冠昌要跟我签3年合同，一年拍两部戏。我问老板为什么签我，他告诉我喜欢我在《铁汉柔情》中描写感情的部分，男女主角分开后思念彼此，我用了实验电影的手法，女主角在楼梯上，手放到扶手上，下一个镜头接的是在另外一个空间的男主角的手。这个平行剪辑的实验性小技巧得到了老板的关注。尽管后来一段时期，我的电影一直亏钱，但老板仍旧用我，就是因为最初这个实验性的镜头。

　　我是从拍实验电影起步的，我觉得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我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在进行一个实验，用一种新的理念和方式让观众看到不同以往的意境。

　　我想告诉现在的年轻导演，现在我们整个行业缺乏的就是实验精神，以前什么都缺乏，所以就靠实验的方式拍出了很多新东西。现在什么都先进了，但我很怕听到一句话，靠电脑就可以了。我们的电影处在最蓬勃的时期，也是最需要创新的时候。不要觉得实验电影没有用，当你用对了，也许也会像我当时一样有续不完的合约。

　　记者：您在电影界有没有自己的偶像？

　　吴宇森：我爱好莱坞电影，更爱欧洲电影，我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有几位我很敬佩的电影大师，比如新浪潮电影之父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他的电影常有创新技巧。比如在电影《祖与占》中，女主角在两位情人面前笑时的连续定格，那么他是第一个使用定格技术的导演，这种方式也是从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再比如希区柯克，他发明了一种镜头运用，镜头往后拉动时，演员保持同一个景别，背后的景物往纵深退去，表达一种不安的情绪，这种“前推后拉”的技术在很多动作电影中都有应用。我在《太平轮》中也应用了这个技巧，男女主演一见钟情时就是用的这种拍摄手法。

　　喜欢把演员的内心世界融入影片

　　记者：《英雄本色》奠定了您的电影风格，您在拍摄这部戏之前有怎样的构想？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动作片风格？

　　吴宇森：当年我拍《英雄本色》时，我把自己的人生观、对友情和亲情的理解，融入一个普通的警匪动作片之中，那时没有人这样尝试过。我当时的境遇并不好，我的电影不卖钱，被别人取笑该退休了。我把“坚定自我”的性格赋予在角色身上，于是创造了“小马哥”。我不甘愿随便完成一件事情，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有一些值得自己怀念、能够被观众记住的东西。

　　有一场周润发在酒馆的复仇枪战戏，我希望能拍出中国电影最经典的枪战场面。我花了三个星期冥思苦想这场戏的感情、气派、节奏，怎么能让观众难忘？“小马哥”就像古代的剑客，他不应该用机关枪，应该用一把短枪。我提出要子弹能够连发且枪声富有节奏感的短枪。当我听到两支枪先后开，如同鼓声一般产生浪漫摇滚的感觉时，我决定使用双枪。好莱坞一个很著名的制片人买了这个录影带，当他自己拍打斗场景时，让导演和明星先去看我的这场戏。慢慢地，好莱坞很多动作片也都开始使用双枪。

　　拍摄《喋血双雄》时，周润发转身开枪这个动作，我用两部机器从不同角度各拍了三遍——特写转身开枪、中景转身开枪、俯拍转身开枪。我没有采用传统的剪接方式，而是把三个镜头接在一起，不剪掉头尾，保留三个重复动作，结果那个镜头就变成了经典。

　　记者：作为一名中国导演，您如何将您的价值观输出到好莱坞，并且让他们接受您？

　　吴宇森：我师傅和我说过一句话，将西方的技巧注入东方的精神。刚到好莱坞时，我运用技巧化的镜头、运用场面设计来表达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放到现代，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在好莱坞拍现代古装侠义电影。

　　虽然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人在情感上的区别不大。比如，中国人认为“侠义”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而美国人认为如果你死了，就无法继续帮助别人，所以他们会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行侠仗义。很多人问我，中国电影该怎么走出去，是通过动作片吗？其实影片类型并不是标准，将共通的人性运用艺术手段表现出来，才是打开通向国际市场最好的桥梁。

　　吴宇森口述 闯荡好莱坞   

　　因为拍了《英雄本色》等电影，我接到好莱坞的邀请，那时我的电影还没有全球发行，只在欧美的唐人街戏院上映，不是全面落地。我问好莱坞制片人为什么邀请我？对方回答说，当时好莱坞的电影受众分类很明确，比如看文艺片的人，不会去看动作片。当他们看到我的电影时，发现动作片中融入了很浓厚的感情，又兼具幽默感，不同元素可以在同一部电影里体现，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

　　接到邀请时我压力很大，考虑再三后才决定去好莱坞，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初到好莱坞我并不适应，我发现如果你不是知名度很高的导演，那么当你导演一部电影时，通常会是片中的大明星来主导一切。比如他们有最后的剪接权、剧本改动权和配角决定权。这样的情况让我很生气，作为第一个进入好莱坞的华人导演，我觉得自己身负重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取得成绩。

　　我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亏本了，我的优势成了绊脚石。我的英语口语表达也并不很流利。我依旧想拍成港片式的电影，有动作、有暴力、有情感，但早已习惯单一动作片的西方观众不知道该怎么接受，所以那部电影并不成功。

　　我陷入深深的纠结，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我花了两年时间不拍戏，深入了解西方的社会生活。以前通过电影和文学作品了解西方，只能了解表层，而他们真正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快乐悲哀是什么，青少年的问题在哪里？做了一番研究后我发现，西方人的家庭问题最严重，而中国人很重视家庭观念，我就思考把这些放到动作片里，就有了后面的电影《变脸》。

　　《变脸》原本的剧情是200年后地球面临被炸毁，英雄要变成反派的脸混进恶势力组织找到炸弹。我不喜欢科幻片，和制片方商量后，我决定取消所有特技，把99%的未来概念拿掉，只剩下一个变脸的过程，改成现代戏，把挽救家庭、维护真理这样的价值观放进电影里。

　　按照好莱坞的传统，开拍前要花三个星期排练每一场戏。而我在拍摄现场很怕讲话，也不喜欢排练。所以我说，不用了，大家可以省一省，不要浪费时间。我通常让演员走一遍位置，就开始拍。因为我在拍戏之前对每一个演员都有深入的了解，我不看演员之前的表演，而是聆听演员的人生观，在交谈过程中通过观察演员的神态举止发现他的特质。拍动作片时，我会特别注意演员的手，如果手指短，我不会让他拿大枪。拍摄女演员时，我会特别观察她们的眼睛，我会让摄影师拍女演员眼神时打特别的光。此外，每个人的脸形不同，同样是特写，镜头的高低左右都要配合演员。我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和直觉，相信一个优秀的导演能够把演员的优点和特点表现在银幕上。正是因为深入的观察，在每天分场拍摄时，演员的表现和我之前预想的基本一致。我在现场不需要说太多话，拍摄起来非常顺利，很多镜头都是一条过。

　　好莱坞导演拍一部电影时会受到电影公司老板、主演、编剧等各方面的“建议”，随时调整和修改，而当时电影公司老板很喜欢我的观点，所以给予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但是，并不是每一次抗争都能一步到位。我为影片设计的结尾是英雄胜利，把反派留下的小儿子带回家，却遭到老板反对。他认为在美国文化中，观众不会喜欢把敌人的小孩带回家。

　　按照好莱坞的常规，《变脸》在初剪完成后在影院试映，观众看后填写问卷调查，结果只得了33分，超过60%的观众对英雄没把小孩带回家有意见。老板马上向我道歉，第二天就按我最初的设计补拍了两个镜头。再次试映，得了88分。到现在，这位老板看到我还总是提起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