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在新中国的发展与二十一世纪现实中的问题

　　中国美协近年来在推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方面付出了诸多辛劳，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让人们把视线在新世纪又一次聚焦在民族题材之上，可以说，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此前少有的。

　　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早在南朝时就有萧绎的《职贡图》，展现了当时国家间或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间友好往来的景象。在其后的相关创作中，少数民族题材除了进贡等表现历史关系的作品外，还有征战等其他一些内容，表现出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历史，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明代《平番得胜图卷》。进入20世纪，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画家。总结这一历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时期有很多画家基于社会的特殊情况而行走于西北，他们被眼前所看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景象所感动，因为这是他们过去所没有过的观感和体验，其中像韩乐然、司徒乔等画家的写生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美术史中最特别的内容。当然，由于他们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表现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风情的表现却是相同的取向——以采风为特征，以写生为手段，景观和服饰都和他们以前作品中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个人化的表现与此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化的创作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尽管依然是少数民族题材。

　　进入到新中国成立的50年代，从采风转向表现为主的少数民族题材真正进入到创作阶段。第二个时期以民族团结、民族风情为主题，成为这一时期主流的政治主题之一，迎合了新时代的政治需要。其中成功的示范性的表现，直接影响到这一题材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兴起与发展，也为这一题材在新中国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1955年7月31日，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美术竞赛和展览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的国际美术交流活动，共有34件作品参加，其中有国画作品12件，而在这12件作品中却有7件是少数民族题材，获奖的《两个羊羔》(周昌谷作)则是藏族题材，由此可见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特殊性，其中的原委更值得探究。1957年，黄胄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洪荒风雪》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美术竞赛中获奖，更加强化了这一题材在美术创作中的特殊地位，再次引起了业界对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关注，其成功所带来的示范性，对后来很多画家关注少数民族题材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一时期内董希文的油画《春到西藏》利用少数民族题材进一步推动了他在油画民族化道路上前行。而黄永玉的版画《阿诗玛》所展现的装饰性的表现，同样以少数民族题材带来了版画艺术发展的示范性。其他如潘世勋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则在主题美术创作方面获得了在题材方面的优势。另外，有组织的西藏写生也获得了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是特殊时代的一个审美孤岛，显示了少数民族题材在新中国特殊语境中的特殊地位。第二个时期一直延续到“文革”，同样是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在“题材决定论”的现实中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社会的地位。

　　第三个时期是在第二个时期所沉积的新传统的基础上，作为“题材决定论”等过度政治化的历史性反拨，重新回到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中采风和风情的表现上，成为与第一个时期相关的一种历史性的延伸。在这个延伸中不仅反拨政治主题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影响，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回归艺术本体，探寻新的语言，在“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特别的作用。一方面是机场壁画中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所带来的强烈的社会反响，另一方面是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给予业界在语言探索方面的表现力的震撼，加之出现了装饰性的“云南画派”所引发的形式美的时尚，少数民族题材在“文革”后期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多元的高峰。袁运生、陈丹青、刘秉江、妥木斯、艾轩、丁绍光、蒋铁峰、韩书力等一批画家所构成的画家群，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已经凝聚成美术史的特殊篇章。可以说，这是一个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关的过渡时期，历史很快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艺术市场和当代艺术冲击之后，艺术的发展在潮起潮落中已经不需要借助于少数民族题材来形成一个高峰，也不需要借助它成为一个发展契机。

　　历史很难复制。因此，当美协在21世纪不断推出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活动和展览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时代变了，过去的很多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做了也显得很勉强。因此，当下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尽管人多势众，却少有能够被人们指认的精品佳作，也很难出现具有代表性的画家。而从整体上看，因为解决了交通的问题，过去难以企及的高原在陆地和空中都有通途，所以，少数民族创作越来越集中于西藏，但西藏题材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前辈的高度。而过去曾经有过的云南画派已经烟消云散，以黄胄、妥木斯为代表的新疆题材美术创作，也在后继乏人的现实中难有突出的表现。总之，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越来越薄弱。

　　这是一个时代的悖论：交通方便了，画家多了，作品多了，但是，没有代表性作品，更缺少耳熟能详的代表性画家。当然，从宏观上看现实的问题，并不仅仅反映在少数民族题材之上，历史已经进入到没有代表作的时代。可是，事出总有因，问题在哪里？问题尽管有多方面，但主要在有能力的画家一方面缺少深入而持久的生活与积累，另一方面面对新的时代难以寻获能够打动人的语言和方法；而没有能力的画家则表现了整体上的绘画技能的衰退和普遍性的绘画水准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