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太庙拾翎

　　一位老朋友提醒我：“你知道两串话吗？一串是：七十不出国，八十不出游，九十不出屋，百岁不下床。还有一串，是专门针对你这种人的：七十不出镜，八十不受访，九十不臧否，百岁不闻问。”说得我心静。但是，《书香北京》告诉我，邀我去录制的地点，是太庙大殿前的月台……

　　太庙在天安门东边，明、清两代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我自1950年八岁随父母来京，定居于此已有六十四年，可谓已把京城“十二栏杆拍遍”，太庙当然也是多次去过的空间。

　　1955年，我十三岁，正上初中，那时就热爱文学艺术，因此，当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有印度美术展，就乘“当当车”(司机脚踩响铃的有轨电车)去观看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那个大型展览就在太庙的大殿里举办，沿着以活动木墙隔出来的迂回廊道，特殊布光照亮着琳琅满目的印度美术佳作。有一幅尺寸不算很大的油画，题目是《绿色交响曲》，把印度田园那层次丰富的绿色之美，表达得酣畅淋漓，我驻足凝视良久，小小的心，深受浸润。回家的路上，联想起曾和小伙伴们手持鱼竿、捕虫网，在京郊田野玩耍，也曾被自己土地上的各种绿色唤起浓酽的美感，于是手痒，到家就写了首《绿色交响曲》的诗，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投入邮箱，希望《北京日报》副刊能够刊登出来。没几天，人家回信了，原稿退还，附一封油印的统一格式退稿信。那时候同班有个同学，喜欢画漫画，也总给报纸投稿，我们二人互相鼓励，常一起去学校附近邮局投寄。那时候报刊杂志负责投稿者的费用，叫做“邮资总付”，我们一起走到服务窗口，递上封好的作品，得意地告诉窗口里的人：“邮资总付啊！”有个职工，渐渐熟悉我们，一见我们过去，就笑吟吟地说：“人家退稿也是邮资总付，我们挣他们不老少钱啊！”但是我们总不灰心。1958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才终于投稿成功，后来虽然退稿依然不少，但也陆陆续续地发表出了一些。2012年我出了40卷的《刘心武文存》，第39卷《懵懂集》把从1958年发表出的第一篇文章到1977年11月以前的所有文字全收进去了。

　　那时候的写作，确实懵懂，就是想公开发表作品，闻到铅字墨香。现在抨击“文革”的人士，多有用“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来概括当时文艺状况的，不能说完全不对，狂飙初起到1972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体是那么个情况；但是1973年起，有文学杂志复刊，有出版社恢复出版文学作品，有新的样板戏出演，也有新电影、新舞台剧目、新歌曲、新舞蹈产生，从数量上说，已经远不是8+1。1973年以后，我又尝试投稿。怎么写才能获得发表呢？听说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里有浩然辅导业余作者的讲座，当然积极地跑去聆听。那天太庙大殿里是十分简单的布置，西头是个讲台，面对讲台的折叠椅早被占满，我作为业余作者之一进去时，只好和若干也晚去的席地而坐。忽然面前走过去一个穿蓝布棉大衣的消瘦男子，我旁边的几个人便小声报告：“傅用霖也来啦！”声调表情甚是羡慕乃至崇拜，和如今歌迷追星并无二致。那时候业余作者想成为浩然的不会太多，因为高不可攀，但是，傅用霖作为北京一家工厂的业余作者，《北京日报》用一整版刊登了他的小说，似乎是可以作为标杆也去求得一逞的。那天浩然所讲，印象最深的是“反着来写”的秘诀，他举一例：在通县过运河时，遇一摆渡农民贪财，渡河费漫天要价，令他和同行者十分气愤，回去以后，他就以此为由头，“反着写”，就是发表在当时《北京少年》上的《霞光满天》，所写是要渡运河，遇一农民不但不要摆渡钱，还对过河者关怀备至。我当时虽懵懂，对“反着写”的诀窍，还是觉得别扭，没有效颦。

　　个体生命，难以抗衡社会大趋势，但社会发展大趋势，必定会影响个体生命的发展轨迹。1977年夏天，我决定进行一次当时的“文学冒险”，就写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几经犹豫，秋天投给了《人民文学》杂志，11月，杂志刊发了出来，反响强烈。1978年，我又陆续写出发表了《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作品。有人指出，那都不过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意思是还只不过是原有格局里的变化。我从那时到现在，都认为能在原有格局里促成良性变化，是值得做的事。不多举例，只说邵荃麟。1962年，他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他只不过想改变一下那时候工农兵文学只允许写英雄人物和阶级敌人两类人物的格局，提出来也写点“中间人物”的“变种”文字，结果，在“文革”前就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文艺主张”，“文革”中被批斗，最后惨然瘐死。促成大格局前提下的良性变化，也会牺牲，也很悲壮，这我进入中年就深知了。

　　我很幸运。正当被认为是由我带头的“伤痕文学”承受“缺德”的指斥时，理论界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胜出，到1978年年底，就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伤痕文学”无罪，而文学潮流也就有了更多的“变种”，原来与“伤痕文学”划清界限的某些“地下文学”，也部分地进入“地上”，融入了促进原有文学格局中不仅涌现“变种”也冒出“新种”的大潮。1978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下一年即羊年来到之前，中央电视台要录制一个供羊年春节时播出的节目，那时候还没有创建如今的春节晚会形式，但录制时也力求搞成个拼盘，我被邀参加节目，到哪里录制？太庙大殿！又是这个空间，但物是人非，原来在那里传授写作诀窍的人士边缘化了，新的角色被时势拎出。那晚电视台将大殿空间划分成几个区域，我首先见到一对当时刚冒红的相声演员，在那边录制他们说的一个段子，他们也是初上台盘。我听见其中一位年轻的问录制者：“我们穿着布鞋行吗？”我在录制自己那段采访时也傻傻地问：“录的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到节目播出时，不仅我家，我当时所住的那个杂院里各家都没有电视机，也不好意思跑老远去找有电视机的地方，就没看到。但是当时北京市文联一位中层领导，是位有革命资历的女士，她看了，很不以为然。电视里采访者最后问：“你下一部作品写什么？”我回答：“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埋头写作，不必事先宣布自己的写作计划。”她的批评是：“他算什么作家？太狂妄了！”后来有人把她的强烈反应告诉我，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她是对的。在“文革”以前，即使被作家协会吸收为正式会员了，也不能妄称作家。那时有森严的文学固有秩序，“鲁、郭、茅；巴、老、曹”，请注意，就是这前六位，其中的老舍和曹禺也始终没有安排文集的出版，后来有的长篇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那么走红，但是作者的像片是没有资格印到书上的，到浩然走红亦如此，我不过是一个业余作者，竟僭越地自称作家，当然大错。但是到了1980年，我和一大批业余作者不但被吸纳为作协成员，我和另外七位业余作者，还被北京市文联接纳为驻会专业作家，当年在太庙大殿遇到的傅用霖，也进入《北京文艺》杂志(现在叫《北京文学》)，后来成为负责人之一。而那位曾善意批评我的老大姐，正好成为专业作家这摊的组织者之一。她也很快适应了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后来她对我十分友善，对我说：“你进步很快，像骄傲自满这样的缺点，相信你捎带脚就能克服掉！”

　　一些人从中心退到边缘，一些人从边缘游到中心，乃社会生活常态。我1986年从北京市文联调离，到《人民文学》杂志任职，那恰是当年邵荃麟担任过的职务。1990年我从杂志社去职，没有恢复专业作家身份，算是又成为业余作者了吧，虽然边缘化了，我却仍很活跃，比如持续地向一般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推广《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了累计六十一集系列节目，出版了相关书籍，还从八十回后续了二十八回《红楼梦》。我也还写小说、随笔。今年九月，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邀我再跟青年朋友谈谈《红楼梦》，一位老朋友提醒我：“你知道两串话吗？一串是：七十不出国，八十不出游，九十不出屋，百岁不下床。还有一串，是专门针对你这种人的：七十不出镜，八十不受访，九十不臧否，百岁不闻问。”说得我心静。但是，《书香北京》告诉我，邀我去录制的地点，是太庙大殿前的月台，那里2009年曾由张艺谋执导上演过实景歌剧《图兰多》。我就又心动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家族参与了明清两朝的更替，他的祖父曹寅一度是康熙皇帝的侍卫，应该多次跟随康熙进入过这个空间，《红楼梦》里交汇着汉满两族的文化，《红楼梦》的文本和太庙这个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太庙谈红，滋味别样，机会难得啊。我就去录制了节目，已经在十月分两集播出。这说明我离禅境还远，还不甘隐退出局。

　　录完太庙谈红的节目，在大殿月台下空旷的庭院，从地砖上拾到一支两寸多长的雁翎。由于京城多有雾霾，已经很难看到春分北飞和秋分南飞的雁阵了，但这支小小的雁翎，证明着，正如人们到处生活，而生活总要继续一样，大雁也仍如古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辛苦而甜蜜地延续着自己的种群。雁如人，人如雁，“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卑微的个体生命啊，镶嵌在当下时空里，如何使自己能具有些微的创造性价值？

　　2014年10月31日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