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解构与建构——薛松访谈录

　　薛松简历

　　　　1965年出生于安徽砀山，1988年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同年分配到上海歌舞剧院工作。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在图像的使用和处理上深入研究，形成极其鲜明的语言特点和个人风 格，从而受到广泛关注。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等重要的国际性艺术展，在海内外多次举办个展，作品被世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广泛收藏。现居上海，职业艺 术家。2014年6月被敦煌艺术研究院聘为研究员。

　　刘 淳：在传统绘画的范围内，很难说你的作品是纯粹的油画或炳烯之类，你的方式是用焚烧过的纸灰和烧烤过的纸张在画布上进行拼贴与组合。而且，那些被烧烤过的 物品是你精心挑选的画册、图片、字帖，这些东西经过拼贴与组合，构成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图像，也为中国当代艺术增添了一道风 景。那么，到底是什么启发你进行这样的尝试？

　　薛 松：用这种方法创作作品起源于我宿舍的一场大火。如果没有那场大火，很可能我的艺术道路是另外一种样式，甚至我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1990年年底，我的 宿舍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几乎烧毁了我全部东西。那些东西凝聚了我从安徽一个小地方到大上海的全部过程。大火烧毁了我的欢乐和痛苦，也烧毁了我的郁闷和梦 想，剩下的就是焚烧过的残骸和焦糊的味道。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到现场，于是，我从这场大火中发现了某种“痕迹”，找到了一种能让我说话的语言表达方式。

　　刘 淳：但是我看到你1990年的作品，已经是使用一些碎纸拼贴在画布上，然后再涂上颜色。当然，那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

　　薛 松：对。我始终对材料有兴趣。那时的作品也算一种摸索。大火之后，我在被烧焦了的残骸中发现了一种东西，找到一种感觉。但是，最后还得落实到材料上。

　　刘 淳：你最初用“焚烧过的纸”在画布上拼贴的图像是什么？

　　薛 松：大火之前我也做过一些拼贴，可能在我的潜意识中很喜欢拼贴这种方式。最早的时候图像好像是一些变形的人物头像之类。那时候也使用字帖，但不是经过烧与 烤，而是拼贴与覆盖。最重要的是，大火之后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个整体被毁坏之后的重新组合有一种浓厚的兴趣。

　　刘 淳：是不是一种被毁灭之后重新建立的快感？

　　薛 松：说不清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破坏的欲望人人都有，问题是毁坏之后再将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或许，我的作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上。

　　刘 淳：你的作品同样是在画布上进行，但不是画，而是用“焚烧过的纸”拼贴，作品在画布上是怎样完成的？

　　薛 松：既然是用“焚烧过的纸”进行拼贴的，那么在制作的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技术。需要强调的是，我所使用的“焚烧过的纸”并不是一般的白纸，都是有内 容、有文字和有图像的。当这些东西被我烧和烤之后再重新组合，在视觉上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效果。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绘画的视觉效果。

　　刘 淳：你的作品更多的是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用材料的特殊性呈现你要表达的语言。

　　薛 松：如果要建立纯绘画因素的话，我就不这么做了。材料就是材料，拼贴就是拼贴。我所强调的并不是纯绘画，所以它本身有多少纯绘画性并不重要。但是，我还是 要寻找其中的绘画元素。其实这些年来，我做作品可能就像射击一样，先有一个靶子，那个靶子就是我的目标。这个目标一旦确定，就有了针对性。然后就开始不停 地收集各种各样的“印刷品”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在不停地烧与烤、拼贴和组合的过程中，重新呈现我需要的那种绘画元素。也就是说，怎样能更准确地打中靶 子，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才是我最关心的。

　　刘 淳：你的作品选择的书籍、画册、字帖还有各种图像大多来自于印刷品，这些很容易给人留下历史的某种记忆，你通过烧与烤再重新拼贴与组合，构成一种新的视觉图像，由此传达出你的思想、立场、态度和观念。而且，你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鲜明的东西，让人过目难忘。

　　薛 松：我想我的作品应该有很多人在参与，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和我共同完成。比如我后来所选择的印刷品，都是古人和大师的作品，这些东西为我所用，我是在借用古人的力量和智慧来更有力地传达我的思想，以及我的观念。

　　刘 淳：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寻找和观察并创作呢？

　　薛 松：我经常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并反思，用历史的事件来隐喻当代，用当代的东西去拼置历史的内容。这样，你就会有新的发现，很快形成新的感受，由此还会想到更多的问题。

　　刘 淳：所以你的作品就具有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双重功能，你考虑过这些吗？

　　薛 松：批判肯定是有的，而且还有幽默和调侃的因素在里面。但并不全都是这样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还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换句话说，不是一个直接的参与者。还有一部分作品，跟社会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兴致使然。

　　刘 淳：你做这种拼贴的方式创作已有20多年了，从一开始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到图像的变化也经历了很多，你能否谈谈其中的变化？

　　薛 松：其实，最初还没走出前苏联传统绘画的方式，方法上也是按前苏联的审美来做综合处理。后来我对中国传统山水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似乎看到某种视觉上的新突 破，但又不能回到传统老路上去。我的工作室发生一场大火后，我亲眼目睹玻璃被大火烤化。许多驻足围观的人，个个眼中放光。当时我就在想，这些围观者都是普 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在观看一件艺术作品还是在看大火燃烧本身？事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这些所见和所感受的东西能不能进入我的画面里？我自己也说不清 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始终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大火之后我在现场找到一些被烧毁的书、床单、画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将这些残留物拿回去慢慢琢磨，把它们拼贴 到画布上……这是最初的实验，很兴奋，冥想中感觉到有一种新的东西要出现了，所以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刘 淳：焚烧的残物给你一个重要的发现和启示，那些残物用完之后怎么办？

　　薛 松：对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那些残物用完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去动手烧呢，这样的话自己的主动性和空间就会更 大，完全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要求和需要去选择不同内容的材料。后来我就走进旧书店，根据不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来选择不同的资料。好像到处都能找到我所需求的 东西，我就是在这样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中创作的，而且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新的发现，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刘 淳：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你的作品不断被认识、被认可。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讨好观众的想法？

　　薛 松：说我的艺术市场目前主要在西方，尤其德国人喜欢我的作品。为什么德国人喜欢？我想主要原因是德国人爱思考，因为我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反映历史与现实碰撞 的内容，在我作品中并没有结果，只是一种呈现。但德国人对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从来没想过用作品去讨好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接受的所谓现代化教 育都是从西方来的，思想与观念也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我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材料全是中国的，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是想更多地让作品散发出东方文化的气息，让观 众一眼看出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而非简单模仿。

　　刘 淳：在我看来，你的作品中有解构和重组的过程，这构成你作品的两大要素。当你从书店将那昂贵的画册和字帖买回来之后，再经过你的“烧”与“烤”之后，这些 东西原本的意义已经被解构，这是你作品的一个重要环节。然后，你将那些被焚烧过的印刷品进行拼贴，组合成你所需要的图像。对你来说，可能它的过程非常有意 义。

　　薛 松：是的。对我来说，整个工作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所以是一件非常愉快、也非常刺激的工作。每一次在新的发现过 程中又出现新的可能，它激励着你不停地工作，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兴奋感。有时候出现的效果是你想象不到的，或者说你要做的是这种东西，但你做出来时却出现 另外一种效果。完全是不可预知的，这个过程令人兴奋。

　　刘 淳：1996年以后，你的作品有很大变化，如迎客松、中国山水、书法、汉字笔画等，有一种特别“中国化”的感觉，与以往作品拉开距离，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

　　薛 松：你使用了“中国化”这个词，很有意思。对我来说肯定有这方面思考。但是，它不是简单的“走出”或“转入”关系，换句话说，也不是简单“中国符号”的呈 现。其实，这些所谓的“中国化”的图像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也是那个年代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东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元素。我是有意将它们转换成一 种文化符号。从本质上说，文化符号和商业符号没有什么区别，但产生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我的作品的文化含量更大些。这也是我做这批作品的动机和 出发点。

　　刘 淳：使用印刷品再经过烧烤、拼贴、组合来完成一幅作品已是你的品牌。你找到了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我想你会继续做下去。但你想没想过这种方式会有一种危机？

　　薛 松：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可能目前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危机。其实，危机对每一个艺术家都是存在的，就看你能否意识到危机。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明我的这种语言样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那我必须得改变，去寻找新的语言方式，寻找新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危机感，那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刘 淳：你的作品对传统绘画是一种消解，传统绘画中很多因素经过焚烧后被彻底改变，保留的仅仅是图像本身，观众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判断被颠覆。

　　薛 松：首先我没有从传统的角度去思考我的作品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过观众应该怎样去欣赏我的作品，我只考虑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只要我的工作一开始，我没时间、 也没办法再去为谁着想。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作品中总是为谁着想，那他就不应该再从事这个工作了，他不可能是个有创造精神的人。观众怎样看我的作品是观众的问 题，作品一旦离开我的工作室，就已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对作品的支配能力了，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去评判它，喜欢就喜 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刘 淳：这些年来，你在语言表达与探索的方式方法上有没有变化？

　　薛 松：其实，这些年在绘画语言上的变化不是太大，主要是在内容上的变化比较大。这也是一个艺术家面对中国社会现实不断思考的结果，针对现实问题、历史问题和 艺术史等。有时同时进行好几组作品，有好几个突破口。前一段的作品反映了人在商业社会中的生活压力。作品中人是在顶着压力向上冲，向上飞。后面是各种数据 的指标，反映了一种压力下人往上冲的感觉和状态。

　　刘 淳：关注社会现实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标准，你的作品同样具有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关注。

　　薛 松：关注社会现实，表达对生命的关怀是艺术家不能忽视的。我曾做过一个时尚系列——“时尚不搭界”。以前觉得时尚挺新鲜，挺前沿，后来发现大家都在盲目追 随时尚，而且都很麻木。还有一个系列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我发现中国古代书法很完美，我想在此基础上有一个突破，融入现代思维，使现代人也能解读并接受， 其中包括古代书画、碑文等。如何去解放传统文化，使它在当代社会还具有被解读和被理解的活力，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审美，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另 外，还有战争系列等。现在主要反映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压力和焦灼。

　　刘 淳：你在创作中想发现什么？

　　薛 松：在当代社会现实中人的真实处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艺术家的思想、态度和立场。当然，还有艺术家所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