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荧屏记录少数民族的独特DNA

　　电视的普及，让居住在偏远村寨、牧场的人们有了迅速了解外界的机会。然而，汉语节目对不懂汉语或汉语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是不“解渴”的，于是，民族语言电视节目应运而生。

　　民族语言、民族题材的电视节目，用新视听手段对接基层少数民族的生活，保障了他们的文化权益，同时，其所运用的民族语言、所表现的民族选题，又是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实践。然而，由于条件有限、经费不足、受众面窄，这类节目并不太被外界认知，要走向全国大舞台，还需要磨练。

　　“草台班子”自编自创

　　索南多杰是一位“80后”电视编导。他创作的藏语电视剧《终极的黑帐篷》荣获了第六届“金鹏展翅”中国语言、民族题材影视评选的原创电视剧一等奖。来领奖的几天里，他由于太过兴奋，每天都和朋友们喝点酒。

　　索南多杰不但兴奋，还有些自豪，因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拍藏语电视剧。说到《终极的黑帐篷》的主创，听起来有点像“草台班子”，因为除演员外，只有3个人：索南多杰一人兼编剧、导演和摄像，其余就是一名场记和一名负责道具的人员。演员也全部是群众演员，没有一分报酬。不过，能上电视，很多藏族牧民非常乐意。

　　《终极的黑帐篷》通过一个家庭的经历，讲述了黑牦牛皮制作技艺在牧民中逐渐失传的故事。片子上下两集，90分钟，拍摄花了两万多元。就是这两万多元，也是索南多杰自掏了8000多元，又筹集了一部分。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近乎“简陋”的电视，在青海卫视藏语频道播出后却广受好评，因为牧民们觉得它太亲切了，讲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受此鼓舞，索南多杰又拍摄了牧区防治艾滋病题材的5集电视剧《失落的幸福》，同样反响很大；他还准备筹拍反映单亲家庭生活的《失色童年》。“我要讲的都是当地藏族群众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外面的人可能关注不到。”索南多杰说。

　　索南多杰的经历不是个案。由于地处民族地区，电视台经费有限，自制节目很少，更谈不上为原创的电视剧、纪录片下拨资金，很多编导只有在拍电视新闻和固定栏目之外，想方设法抽空去拍自己想要的素材，而且往往都是集编剧、导演、摄像甚至撰稿于一身。

　　贵州黔南广播电视台编导韦良成拍摄的纪录片《天下黔茶》，是一部水准很高的纪录片，文化底蕴深厚、人情味儿浓，乍看以为是“大制作”，谁知竟也是在无经费的条件下拍摄的。

　　“好在经常下去采访，人头熟，所以《天下黔茶》都是动用这些关系来拍摄。”韦良成说，“但是有些镜头，如还原茶马古道历史场景，就得组织人马，没有经费的话，拍起来比较费劲。”

　　《天下黔茶》的成功还得益于长达3年的案头工夫，掌握了充分的文史资料和不为人知的细节。“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熟悉。” 韦良成说。

　　越来越丰富的民族节目

　　虽然经费紧张，条件有限，但是一靠对电视事业的热爱，二靠对本土情况的熟悉，三靠当地群众的支持，民族语言和民族题材电视剧还是逐年增多，并且精品迭出。

　　单从“金鹏展翅”中国民族语言、民族题材影视评选十多年的情况看，参展作品已从2004年第一届的8个语种、24个节目，增加到今年的14个语种、200多个节目。节目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涵盖专题片、综艺节目、纪录片、少儿节目等。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从2008年起开始作为主办方之一，组织评选工作。因为他们很看重其中体现出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节目是维护少数族群文化权益的体现，尤其是有的片子涉及到一些濒危语言，更有记录人类文化的“标本”意义。

　　从这些电视节目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既有表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场景的，如牧民的转场就是经常被表现的题材；有表现各民族歌舞文化的，如内蒙古电视台的《蒙古舞大赛》、新疆电视台的《麦西来甫》；有表现宗教生活的，如西藏电视台的《藏传佛教高僧系列访谈》；还有表现民族地区重大事件的，以及刻画人物，展现民族技艺的……

　　其中，古老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锋、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矛盾，是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普遍课题，也经常被电视工作者捕捉和表现出来。贵州黔南广播电视台曾拍摄一部《树与路》的纪录片，取材于一个村寨的真实故事：外地客商愿出高价买寨子里一棵古树，以村组长为代表的年轻人赞成，认为可以拿钱修路。但以寨老(村子里最有威望的老人)为代表的老年人坚决反对，说这是“保寨树”，乃一村之本。最后人们一同筹款，结果“保寨树”留下来了，路也修好了。《树与路》真实细腻地记录了两代人的“较量”过程，片子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

　　“生态环保主题，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国际上也是比较新的课题，说明民族语言和民族题材电视节目与时代、与国际的接轨。”“金鹏展翅”奖评委、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说。

　　期待一场“软件革命”

　　“全国有2000多家电视台，而民族地区的电视台却不足200家，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何晓昱提供的这一数据表明，民族语言和民族题材影视节目能发出的声音，在全国来说还是微弱的。

　　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几大自治区的电视台，以及青海藏语频道、四川电视台康巴藏语卫视和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电视台，在民族语的新闻、影视剧译制等方面有国家专项拨款，因而实力较强，能做出像藏语春晚这样的大型节目。但是，大部分处于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一级的电视台，都面临着经费短缺、人才匮乏的问题，同时，由于地处偏远，在理念、视野上与都市有差距，因而表现手法和技术使用上存在短板，节目制作能力有限。

　　而另一方面，占国土面积64%的民族地区，可供表现的内容又何其多！正如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午海宁所言：“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和丰富内容是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创作的无限资源，是得天独厚的财富。”

　　应该说，西部大开发使民族地区电视制作和播出已经发生了“硬件革命”，下一步需要的是一场观念和人才的“软件革命”，进一步提升民族语言和民族题材电视节目的品质。

　　“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民族的DNA，在电视节目中使用，对民族文化的延续会形成一个活态的保护，这也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保护。”午海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