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感觉就像打游戏，写完这本小说，我就升级了

　　简介

　　笛安，1983年生于山西太原，2002年赴法留学，2010年获得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现任《文艺风赏》杂志主编，代表作品有“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80后作家”是笛安身上撕不掉的标签，而她的另一重身份——“作家李锐和蒋韵的女儿”，也如影随形。作为“文二代”，她不喜欢自己写了这么多年还总被人问父母的话题，或许也正因为此，她更希望用作品证明自己。在差不多同期出道的郭敬明和韩寒都前后进军影视圈捞金的今天，笛安还在写。

　　今年，笛安凭借短篇小说《光辉岁月》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她对此很淡然，“没特别希望要拿什么奖来证明自己，当然得了奖自然会开心，不过得不到也没关系。”记者问她，主流文坛如今对80后作家还有偏见吗？她回答说：“不只是对80后作家，对很多新作者都存在误解。”

　　抛开偏见和误解，这一次，笛安不再囿于青春题材，首次尝试以历史为背景的写作。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之前，她的最新长篇小说《南方有令秧》首先发表于《收获》杂志。评论家何平说，这是笛安的一部野心之作，她有意摆脱“80后”的标签，把自己放在更辽阔的世界里写作。

　　笛安将《南方有令秧》的背景设在了400多年前的明朝，少女令秧嫁入衰败的书香世家，十六岁就成了孀妇。族中长老胁迫令秧自尽殉夫，好为家族换取一道贞节牌坊，而看门老妇谎称令秧已有身孕，保住了她的性命。从此这个谎言成了她一生的梦魇。失意浪子谢舜珲遇见令秧，两人一拍即合，他运用自己的见识和人脉，一步步将令秧塑造成众人眼中的贞烈女人，而他们也结下了比男女情爱更为深刻的情谊。笛安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发生在明朝的，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的故事。只不过这个女明星不是艺人，是个节妇。”

　　“对我来说，《南方有令秧》至少开启了我作为作家的一个全新阶段。在此之后，我不再害怕写历史题材，且即使是写现代题材，我也能操控更复杂的内容。这种感觉就像打游戏，写完这本小说，我就升级了。”笛安说，这次尝试只是第一步，她最崇拜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自己能写出类似《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作品，“那是我的终级梦想”。

　　我历史底子很差，念社会学毕业

　　羊城晚报：资料显示你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对你转向写历史背景的小说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笛安：首先我没有从历史系毕业，只念了两个月就去法国了，从大一开始念的社会学系，一直到硕士毕业。我不跟人提我读过历史系的原因是，真的非常惭愧我的历史底子很差。这一次想要写历史背景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拿高难度的题材挑战自己，如果能成功跨越障碍，那会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羊城晚报：历史底子很差，却又要写历史题材的小说，挑战可想而知，写得顺利吗？

　　笛安：是的，挑战很大。搜集史料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要在史料架构的空间里进行有血有肉的想象。起初对我来说很难，后来写顺也就好了，并且越写越觉得顺畅。虽然整个小说的难度比较高，故事一旦上了轨道后，小说情节和冲突也都处理得比较顺理成章。写完后其实我特别感激，这部小说像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羊城晚报：你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史料搜集？

　　笛安：我为这个小说搜集史料时发现，中国古代关于女性的历史非常少，包括贞节牌坊方面的记载也特别少。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县志里面的短短几行，把这几行字扩充成小说我也费了很大的功夫，感觉在这段历史中，女人反倒是没有痕迹的存在。我觉得女人就应该以女人为主角，用女人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这是我所相信的。

　　我看了《万历十五年》，但这本书也没有具体帮到忙，没有找到贞节烈妇的相关内容。但是对于明代具体的东西，比如建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细节，包括习俗，我看了很多资料。比如关于徽州的婚丧嫁娶习俗，为具体的戏曲知识还买了服饰图册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被当成工具书来查阅。另外我读了很多明代的笔记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这类，小说里往往保留着很多当时的真实细节。另外还有三四十篇左右的论文吧。

　　我爸朋友很少，连谁给他出过书都不记得

　　羊城晚报：你以前都是写青春题材，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笛安：其实从“龙城三部曲”的《南音》，我就已经不完全是写青春了。这个改变是逐步的、顺其自然的。2011年底，我在安徽见到牌坊群和古村落，当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写一个古时候的女孩子，她很有事业心，但在古代没有途径实现，只能把争取贞节牌坊当作奋斗目标，会怎样呢？这个设定让我觉得很好玩、很兴奋，所以有了这个小说，我真正开始动笔写是2013年。

　　羊城晚报：写完后有什么感觉？会担心有人挑历史方面的毛病吗？

　　笛安：完全不担心，欢迎所有读者来挑错。没有哪个现代人真正见过明朝是什么样，所以我只能通过建筑在真实记载上的想象，完成一个亦虚亦实的世界。其实我终究也没能做到写一个看起来很“明朝”的女主角，还是在她的骨头里注入了一种渴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精神。但我写完后的确有种满足感，因为这是第一次写如此复杂的长篇小说。

　　羊城晚报：作为文二代，你会不会反感提到你的时候大家总要说你是作家李锐和蒋韵的女儿？你和父母会不会互相把作品给对方看？

　　笛安：当然不喜欢写了这么多年还总被人问父母的话题。我的小说父母都会看，但未必是第一时间。在我整个作家职业轨迹里，全都是我一点点试，自己走。第一次写东西是在2003年，我拿了张软盘给我妈妈看，说是我写的，我妈看完之后很惊讶，建议我投稿给文学杂志试试。当时《收获》的主编也并不知道我的家庭，是等到对方决定录用这篇文章我才告诉他们的。我并没有靠父母的关系，他们没有给过我专门的辅导，更没有用自己的人脉帮我铺路。我爸朋友很少的，连谁给他出过书都不记得。

　　如果说一定要有什么影响，可能就是父母的职业让我觉得，写作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神秘，这是最关键的吧。以前我们家的书比别人家多，小时候阅读比较方便，但其实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长大的，是一个医院的宿舍，其实是医院里很多事情给了我童年最初的刺激。

　　能赚钱的东西必定没品质？我必须说，这是错的

　　羊城晚报：现在谈到“最世文化”或者郭敬明，大家似乎会先天地认为这里边的内容就是走畅销路线的，受众目标是90后的，是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艺术，你以为如何？

　　笛安：这是偏见，而且这种偏见里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成见，就是“能赚钱的东西必然没品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没人爱看”。我必须说，这是错的。我不否认市场上有些畅销的东西质量的确不够好，可是，好的市场应该是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受众相互激发的。的确有极少数文学作品走得太远，读者比较少，但这种情况真的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少很多。我认为如果大批的创作者都致力于去做有品质又好看的东西，文学才真的有希望。

　　羊城晚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翻译的？今年你还翻译了法国摄影大师贝尔纳·弗孔的摄影文集《永远的乡愁》、《时间男孩》，这跟你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吧？

　　笛安：是从去年底开始译的，感觉跟写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弗孔先生的作品被译介进来其实是公司介绍给我的项目，第一次做翻译，感觉各种诚惶诚恐。我在翻译过程中一点点了解他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他是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文字和他的照片一样纤细静美，我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希望能准确传达他笔下的氛围。至此才真的体会，前人对翻译总结出的“信达雅”的要求是多么精准又是多么难做到。虽然我已尽力，但一定还会有疏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