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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仆仆,诗人沈苇从距上海4000多公里之外的新疆而来,将一把把玛仁糖撒向“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的听众,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这个一直安静的艺术空间沸腾起来。这是10月25日的下午两点半,也是“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举办两周年的日子。
两年前差不多的时间,诗人黄灿然带着新诗集从香港而来,动人的诗句在空阔的美术馆里流淌,一幅幅诗人生活照在大屏幕上轮转,“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迎来了第一位嘉宾,由此也正式开启了持续两年的诗人朗诵交流活动。
相继而来的诗人有欧阳江河、西蒙·阿米蒂奇、翟永明、李亚伟、王小妮、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杰曼·卓根布鲁特、西川、杨君磊、多多、蓝蓝、陈东东、亚当·福尔兹、梁晓明,还有这次的沈苇。作为活动的策划者,诗人王寅有一种远大的希望,“邀请的诗人中能诞生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开始做的时候只有一期的钱,第一期做完后,隔了3个月有了新的赞助才做了第二期,这两年非常不容易,从今年开始赞助的情况变得好了一些,所以明年会请更好的诗人过来。”沈苇诗歌朗诵会结束后,被邀请上台致辞的王寅并没有一番长篇大论,平淡讲完几句后就返座让工作人员切蛋糕与听众分享。一如他从前,低调、少言。
一个诗歌活动,诗人应该有机会去谈他的生活和创作
2011年,《天南》 杂志第三期做了“诗歌地理学”的专题,收入了陈东东、韩东、万夏、徐敬亚等人回忆80年代的诗歌随笔,对上世纪80年代如何创办诗歌杂志、诗友如何相聚交流进行了一番地理还原。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公共教育部主管于晓芹看到后,颇受启发,想要在美术馆做诗歌朗诵交流会。第一次找到王寅做“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时,被他拒绝了。如果于晓芹没有再找王寅,那么这个沪上两年来诗人、文艺青年、诗歌读者圈子里最值得参与的活动,或许将不会存在。好在几个月后,做了更充分准备的于晓芹再次找到王寅,这一次他答应担任“诗歌来到美术馆”的策划人。
王寅拒绝做诗歌活动,他自己说是“不喜欢抛头露面”,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觉得国内的诗歌朗诵会大多是一个又一个的诗人轮番朗诵,对于听众而言这并没有太大的感染力。“原来的诗歌形式我们不满意,诗人的朗读不够职业,也不够有特色,甚至有的诗人在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诗歌还会觉得不好意思; 有时候朗诵会是在混乱的环境中,听众也很杂,这一切都让诗歌朗诵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
王寅在策划时做了一种变革,“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活动的形式,每次只请一位诗人。一堆人的诗歌朗诵活动,每个人读一首诗,比较分散,也没有跟读者交流的环节,效果并不好。一个诗歌活动,诗人应该有机会充分展示他的生活和创作,特别是他极具个人化的创作观念,包括他的困惑和矛盾”。
正因为这样的诉求,王寅确立了朗诵会朗读、对话、问答三个基本环节。“这是一个朗诵交流会,主要在于交流,通过这样一场活动,你对一个诗人会增进了解。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这样的,就像沈苇今天的活动,我认识他二十多年,自认为对他很了解,但今天交流下来,我发现他的很多东西我并不知道,平时的交流中我们很少谈到诗歌写作的技术层面、宏观的写作理念,但在这样的场合他可以谈,很合适也很自然。”
诗歌是一种缓慢的阅读,呈现它的方式也应该是娓娓道来
“你得承认,诗歌本质上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而极少数人的活动最理想的形式,就是在一个空间里进行一场对谈。诗歌是一种缓慢的阅读,呈现它的方式也应该是娓娓道来的,而不是三五分钟站在台上做一做秀就走了。”北大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诗人胡续冬从近三期开始担任“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的主持,促使他接受主持邀请的,正是活动的“娓娓道来”。
这种娓娓道来,或许正是王寅所说的“仪式感”,“诗歌朗诵应该有仪式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诗人和读者之间产生一种奇妙的气场,他们平等交流、尽情探讨,甚至激发出彼此思维的火花。”王寅希望由此让诗人和诗歌读者获益,邀请国外诗人来朗诵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国外的诗人他们经常朗诵,请他们来看他们的经验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学习,多了以后国内的朗诵会就会成熟起来”。
每一场“诗歌来到美术馆”的活动,读者进门就会免费领取到一本当场活动的“场刊”,32开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简单干净的封面,雅致的长短诗句。这也是王寅对诗歌朗诵形式的探索。“以前的诗歌朗诵很单调,不好玩,而且没有文本,听众有时候不知道诗人正在读什么,所以我们设立了场刊。每一次活动前,诗人挑选自己的诗歌,我会要求他们,必须是短诗,一首长诗朗读的时间太久了,不利于整个朗诵会的节奏和时间把控,而且也不利于了解一个诗人多方面的创作,所以一般都是只占一两页的短诗。诗人和听众都可以对照着场刊来朗诵,虽然增加了成本,但很有必要。”许多读者活动后都仍保留着这份场刊,“它的版本是独一无二的,是一本小的诗集”。
“诗歌来到美术馆”邀请的都是国际和国内顶尖的诗人,王寅说:“遴选诗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好诗人。做到现在,最多的时候会有400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最少也有一两百人,有了这样的基础,可以请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年轻诗人,只要他写得好,就可以请过来做推介,发现和推介新人会让这个活动更有存在的价值。不用担心读者,读者很明白什么是好诗。”
第三期的英国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正是如此,他的诗歌在国内还没有译介,知者甚少。当时的王寅很担心,这样的诗人该如何做推广呢?“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请人翻译了他的诗歌在微博上推广,并在微博上传了他的朗诵视频、他为BBC的纪录片担任主持人的片段,他担任主唱的乐队的MV,除此之外,我还挑了一首看上去非常好懂、但翻译难度不小的短诗,举行了在线有奖翻译竞赛活动,奖品是西蒙亲笔签名的原版诗集。那场来了两百人,现场气氛也很好。诗人高兴坏了,他在国外一场朗诵会的读者也就二三十人,而且是退休的老人,我们这里都是年轻人,听众提问的质量也很高。”
作为第二位来到美术馆的诗人,欧阳江河认为这个活动有着除了诗歌朗诵交流之外的意义:“组织者在选择诗人时很考究,又有一定的经典性,一开始就给活动定下了较高的品位和历史眼光,不仅提供了中国当代诗人,也提供了国际诗人。外国诗人中,不仅有阿多尼斯这样成名已久、读者众多的诗人,也有西蒙·阿米蒂奇这样未被译介但在国外盛名的优秀诗人,更具层次感、纵深感和代表性。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我们的诗歌同行和翻译界来说,都受益匪浅。民生现代美术馆这样的当代美术的民营机构,提供空间和观众资源,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有一定的成熟,所以它能够以一种持续性、带有日常生活特征的方式进行。媒体介入的方式也跟一般城市不同,比较成熟,你们《文学报》和《东方早报》 都对来参加活动的诗人有过专业的报道甚至是深度访谈。在经济发达、消费政治的时代,他们不是将诗歌作为一个消费文化景观的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将诗歌作为智力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与我们的当代生活和当代诗歌形成连接、对话的关系。诗歌朗读、问答成为公共高端生活的一部分,在建构了上海这个城市的高端智力生活以及将当代美术和当代诗歌综合这点上,‘诗歌来到美术馆’ 是一个典范。”
诗歌活动真正的成功是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
活动做成后,不少人找王寅想在这里办诗歌朗诵会,因为他们这里有固定的读者群。但王寅觉得并不存在固定的读者群,“每一个诗人的风格不同,他们的读者群也是不同的,读者只认准自己喜欢的诗人来参加活动,没有兴趣他们是不会来的,他们的时间是自己的,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来听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诗人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很少有人来参加我们所有的活动,我所知道的最多的是两个女生,从第二期一直跟到蓝蓝那一期”。
同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张浩迄今为止参加了8期活动,从2013年9月来上海读研起的每期活动他都没落下。他说自己会来的原因在于:“其一是它所邀请到的包括诗人、主持人以及评论嘉宾,都是卓越写作者和评论者,既拥有优质的作品积累,也具备传奇的人生经历;其二是它的举办地民生美术馆为诗歌提供了最为恰切的公共空间,而这一活动恰好又与上海各高校内的学生诗歌活动形成互补,共同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下诗歌生态。”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他不一样的意义在于,“它给了我近距离接触国内外卓越诗歌写作者的机会,通过与诗人们的相遇,通过观众们的现场参与,甚至通过单纯的只是聆听,听大家一起聊诗,聊创作,聊生活,与只读诗人们的作品或评论相比,切近感要立体丰富许多”。
有着这样忠实的听众,每期活动至少有上百人来参加,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诗歌活动无疑非常成功,但王寅并不这样认为。“什么叫做成功?能请来著名诗人,有很多读者来参加活动就是成功了?其实,它真正的成功是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无法量化的。这个活动让读者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并让他受益终生,他未必成为一个诗人、未必能写出很好的诗,但他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他的孩子读诗、写诗,这就是成功。”他关注的是一场活动到底给听众带来怎样的收益:“我真的在乎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我们邀请过的吗?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对于读者而言,参加这样的活动哪怕是一场,都是有收获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能跟一个好诗人面对面地交流,这样的经验太少了。而且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每个星期都应该有多场这样的活动,也不应该只有我们一家来做。纽约、巴黎、伦敦的作家交流活动,一个星期不知道有多少。”
但不可否认,“诗歌来到美术馆”对于诗歌的大众推广颇有助益。正如张浩所说:“看看每次活动热情参与的观众,他们基本涵盖各年龄段,他们有时甚至得站着或席地而坐。他们的参与,不时提醒着我,诗歌在当下仍旧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有人在写,有人在读,一代接着一代,这就足矣。”王寅说,活动存在的本身就是意义。“因为上海本身没有这样的活动,它是一个平台,并且有着持续性,在中国很多东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难以持续,但 ‘诗歌来到美术馆’ 还活着,它还在存在下去,它还在发生作用,这就是它的意义。”记者 何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