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闽派批评”的文化性格

　　关于“闽派批评家”的说法，在文坛已经流传有三十多年，从80年代初《当代文艺探索》引发文坛热烈关注，产生广泛影响以来，文坛一直有“闽派批评家”的说法，但这么多年来，拘于各种条件和机缘的限制，闽派批评家始终未能有一次集体聚会。今天这个会得以举行，我个人是很激动的，也是能深切体会到它的意义的。如果说“闽派”是片土地，这片土地非常宽广深厚；如果说它是一棵树，那么它是根深叶茂的。作为闽藉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晚辈后学，我们能从中汲取充足的正能量。

　　举办这个论坛的初衷是希望闽籍的作家、评论家有机会坐在一起叙旧，拉乡情，也要谈文学，谈文学批评。这个论坛可以让我们深度总结一下闽籍批评家走过的批评路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方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正在撰写教育部的重大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从当代批评史的客观发展过程来看，闽籍的批评家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分量。

　　试图去梳理闽藉批评家在当代文学历程中的作用非本人的能力可凑效。在这里我想用五点四十个字来做简要概括，以此来呈现“闽派批评”的基本特征。我的概括的重点在于把握住闽派批评的文化秉性。在进行某种地域性和流派的概括时，文化秉性是非常重要的内涵，从这里才能显现它的特质。这五点如下：

　　其一是：文化底蕴，思想传承。其二是：求真务实，刻苦勤奋。其三是：创新求异，不惧弄潮。其四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其五是：传帮带领，凝聚集体。我以为这五点显示了“闽派批评”成立的可能性。一种派别，不仅有它的理论规范、理论目标，特别是以地域命名的派别，其文化性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着眼于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来理解“闽派批评”的。

　　就第一点的“文化底蕴、思想传承”而言，“闽派批评”的文化底蕴和思想传承不止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八十年代以来，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包括谢冕、张炯、孙绍振、许怀中诸位先生，还有我的老师李联明先生，他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一种开创。这一点和福建籍的新一代的批评家也构成了一种关系。因为新一代批评家师承的先生往往是福建人，他们经常进行专业学术交流的同代人也是福建人。第二点所说的“求真务实，刻苦勤奋”，这是就福建人的性格来说。福建人比较勤奋，特别是读书方面很勤奋，这是文坛的同行们都普遍认同的说法。对于第三点讲“追新求异、不惧弄潮”，我认为这是闽派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在当代思想解放和当代文艺批评历程中看到这一点。我以为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思想观念和话语方式的转变。第一次思想解放，即人的解放，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论战的“三崛起”，就是福建的文艺批评家谢冕、孙绍振二位先生提出来的。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思潮，在文学方面有“寻根文学”，在理论方面有“主体论”、“方法论”。我认为方法论变革是中国理论变革的一个大环节，闽籍批评家作出了他们的反应，起了“弄潮”的作用，例如，当时刘再复、林兴宅先生，以及孙绍振先生和童庆炳先生，还有那个时期活跃的陈骏涛先生、何镇邦先生。第三次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变革。很多人都在反对、抵制后现代理论批评，但是它不可阻挡地成为今天文学批评的一种主导性的方法和理论，我觉得这是不可否定的。你可以看到它在今天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对于西方而言，八十年代的批评是属于“后现代批评”时代，它是在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话语之下展开的一种批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理论体系下，那么批评话语是失效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闽籍的批评家还是做了比较突出的努力。我们不要把后现代话语狭义化。解构主义是对历史中心主义，包括对整体论的一种破解，它有复杂的话语系统。例如，南帆的关于《后革命的转移》这本书和《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等著作，我认为都是归属于“后批评”的范畴。朱大可、谢有顺和我本人的批评话语，还有在文艺批评方面，如范迪安做的美术批评、周星的影视批评，都是属于后现代的理论范式。年轻一代的闽藉批评家，如黄发有、吴子林等，80后的如程凯、陈思等，都是后起之秀，他们的知识构成也可以看出进入了后理论的知识范型。

　　正是因为追新求异显出闽派批评家有一种文体的个性展现出来，象朱大可的批评个人批评非常犀利、风格鲜明，极受青年学子欢迎。我们可以看到闽派批评家群体，老中青三代人各有自己的历史出场时机，各有自己的知识构成，他们本身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代人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我要说的第四点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福建人追求自由，认同这种人生的核心价值。孙绍振老师不拘一格、自由潇洒的个性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谢冕老师的宽厚、尊重他人个性，给予年轻一代以无限的期许的那种胸怀。这些方面也透视到他的文章和言传身教的行动中去。张炯老师和我的观点不一样，但他从来没有说我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对，他都是采用鼓励探索的方式赞许年轻人的探索。曾镇南，今天没有到场，他经常跟我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原来我们是同事，经常在研究室里面吵架，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依旧是可以很好沟通的同事。

　　第五点“传帮带领，凝聚集体”，这是很难得的。福建人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老前辈非常宽容关怀自己的学生，我和谢有顺都是孙老师造就的。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孙老师去申请的，像李联明老师、孙绍振老师，跟我们都像是父子的关系，既可以感受到那种友情的真诚和绝对性，又有那种宽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别的派里所没有的。我们闽派里经常都是老师帮着学生，而且同龄人也是互相支持，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能感觉到。像我们这一辈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这一点要继续发扬。福建人经常有争论，和而不同，但是这些都是闽派批评内部有活力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本来应该更多的谈论闽派批评的不足和今后的发展和突破方向。时间关系这些要紧的问题都无法展开。刚才周星教授谈到多媒体时代的批评问题，我深有同感。我以为多媒体批评时代，闽派批评何为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我们闽派批评家更多是限于文学的批评、文艺批评。如何在多媒体时代应对千变万化的文化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