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闽派批评”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我首先要回答一个香港朋友昨天给我提出的一个疑问：闽派存在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表现出闽人的坦率和敏锐。实际上，刚才南帆在他的致辞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闽派批评”早在80年代就得到王蒙的肯定，可以和京派、海派并驾齐驱。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福建是思想烽火台的前沿，名家辈出，以严复等人为代表，曾经创造了闽派的辉煌。到了5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是前线，地处偏远，当时鹰厦铁路还没有，从上海到厦门要走一个礼拜，在这种情况下，闽派从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都是极为边缘的。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突然觉醒了。都是舒婷惹的祸，产生了“朦胧诗”大辩论。这个辩论标志着闽派文论的崛起。闽人有特别强烈的乡土情结，比如远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的闽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福建人。这种乡土的自豪感、乡土的自恋，使得闽人以福建为中心，形成一个具有辐射性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没有北京的优势，没有上海的博大，但是我们有一种辐射力。

　　理解“闽派批评”，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它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派，我觉得是在三个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朦胧诗的大辩论。舒婷的出现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涉及文艺界乃至思想界的一个大解放。这时候它就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在这样一个比较偏远、薄弱的文化省份居然崛起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场辩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在那个思想转折的关头，影响面是现在任何一篇学术文章难以企及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闽派批评”曾经参与、甚至于发动过一次80年中期的“文学主体性”大论战。这个大论战也是我们文艺思想解放的一个大烽火台，参与的人其中有林兴宅，也有我，也有刘再复，等等。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哲学的论战，而且是一场重大的启蒙。它已经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了，而且是哲学以及文化、美学理论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到90年代以后，我们慢慢积累了大量的积淀，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许多方面，我们占据着比较领先的地位。

　　以上这个历史过程，凝聚着闽派文论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变革与创新。从“朦胧诗”开始就是诗歌的变革：诗究竟是一个时代的话筒，还是作为一个艺术来追求，这是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个纯粹的时代话筒是不通的，恩格斯本身就反对新诗作为时代的号角，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违背了恩格斯的这个命题。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星河灿烂、群雄并起的时代，但我们凝聚力更加强大了。虽然我们没有一篇文章、一个研究把闽派文论做一个归纳，但是我们的队伍在现当代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散文理论、创作理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震撼性的效果。这一切回顾起来应该说是为了亲切的怀念，我们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搏斗，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比如说“朦胧诗”辩论，最开始的时候，舒婷在厦门是受到围攻的，《厦门日报》整版整版地批判舒婷。然后是福州搞舒婷讨论会，舒婷最初还以为福州也要批判了，结果我们福州一致支持，只有个别的人表示异议。个别人说话很尖刻，以致于把舒婷都搞哭了，我们也很绅士风度，装作没看见，让她去擦干眼泪再进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给闽派批评做一个定义，我有一个想法。它并不是闽籍理论家的一个团体，主要还是一个变革与创新的总的文化指向，一种文化观念。在“朦胧诗”辩论中，项南非常坚定地支持了“朦胧诗”。我们“闽派批评”在存在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本身的努力，还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位贤明的领导。所以我们回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时，不能忘记的还有我们在当代文艺创作探索过程中，魏世英组织的舒婷诗歌讨论会，以及他主编的《当代文艺探索》。

　　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教训也是有的。我们的人才凝聚力还不够，一方面人才有强烈的乡土自豪感、自恋感，即使离开了福建，她们也会因为是福建文人而自豪。比如冰心，她没在福州呆几天，林徽因也是，但他们还是认同福州。反过来说，我们也要总结经验教训，大量的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一方面是乡土自豪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人才凝聚力还要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们是缺人才，缺精品，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才在福建的时候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外面大红大紫起来。然后我们才说，他是我们福建人啊。现在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福建有成就的、有希望的、有出息的、有潜力的，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我们要大力把他推销出去。

　　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眼前的，我们总结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闽派的文学评论还是有光辉历史的，同时还是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我希望这次讨论会可以制定一些措施，可以保护有希望的人才，一方面让他成长，大开眼界；另一方面能够让他在福建开花，或者在外面开花以后，再回来。谢谢大家。

(孙绍振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