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一些老先生 塑造了中大的校风”

访中山大学教授、戏剧史学家黄天骥

　　日前，《说文解字——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课堂》第二期在罗湖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期邀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解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深圳人随黄先生的讲座领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同时也领略到一代名师之风范。讲座之后，记者与黄老先生就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戏剧创新等话题展开了对话。

　　学术生涯深受老一代学者影响

　　记者：前段时间，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引发了广泛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黄天骥：怎么可以轻易把古典诗词从教材中拿走呢？中国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内容这么丰富、历史这么悠久的诗词歌赋散文的积累，我们有责任要把这个遗产继承下来，保护好，而且还要发扬光大。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启蒙教育就是从古典诗词开始的。即使是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人，也知道吟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古典诗歌，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奶奶、老爷爷就教会我们的文化，只要一背诵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会感到十分亲切。有些我们小时候背诵会的，虽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长大了，就会自然明白。这些记忆会跟随我们一辈子，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记者：您后来从事文学研究，从事戏剧研究，跟家学渊源应该有关系吧？您小时候受到过这方面的特别培养吗？

　　黄天骥：我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过家里有很多线装书，父亲留下不少好书，像《十三经注疏》是大开木刻本，很珍贵。我中小学时就喜欢乱翻书，有什么书都拿到手上看看。我的祖父虽然是做生意的人，但是，他对我也有很高的要求，经常告诉我应该读些什么书。我母亲这边应该是书香门第。我的外祖父是詹天佑的学生，外曾祖父是跟容闳一起去美国留学的，还有一个是我的外曾叔父，他们是当时留学美国的120个幼童当中的两个。我报考中大就是我爷爷的意见，我当时是要报考北大的，但是我爷爷要求我报考中大。他对中大有好感。当年孙中山办学，一文一武。武是黄埔军校，文是广东大学。其实孙中山是把广东大学作为党校来办的。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就改为中山大学了。当时还有一所大学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的学风很严谨，很多名教授学者比如陈寅恪、王力都到岭南大学任过教，后来这些教授到了中山大学，我想我爷爷是看到这一点所以让我报考中大的吧。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语言专业也是很厉害的，其中很多教授是从中大调过去的，比如语言学家王力，他原来是中大的教授。一个人的成长，确实跟家庭有很多关系。我在大学三年级期间发表了一篇论文，我的祖父就专门买了一本《杜诗镜铨》(清人著杜甫诗注本)奖励我。因为我爷爷的关系，我一家三代都是中大人，我父亲、我自己、我儿子。

　　记者：家学渊源之外，您在学术上的传承是怎样的呢？我知道您是王季思、董每戡的弟子……

　　黄天骥：我1952年进中大中文系，1956年毕业。我本科生的时候，董每戡先生讲莎士比亚，平时也教戏剧史，那几年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可是董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离开了中山大学，我跟董每戡先生的接触时间不算长。当时王季思先生是系主任，董先生来中山大学是王先生引荐的，他们是同乡，都是温州人。王先生为人比较严肃，他是“左派”，是反右领导小组里的成员，董先生在这个情况下被划成“右派”。本来他们两人的交情是很好的。1979年，董每戡从长沙回到中山大学，住在一个只有28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天晚上，我跟董老师闲谈，这时王季思先生和他夫人一起来看董先生，王先生很诚恳地道歉说“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董先生说：“过去了，都过去了。”当然，后来，王季思先生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被人打断了骨头，也是吃了很大苦头的。所以，我想，他能够体会到董先生从1957年到1979年的20年间，由于被错判了“右派”，家庭受了很大的牵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我后来花了一年多的功夫编董先生的文集，把眼睛都搞坏了，但是我觉得值得，很应该的。我跟两位先生都学到不少东西。

　　还有间接的师承，比如陈寅恪先生，尽管我不在历史系，陈先生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看他的书，受的影响很深。陈寅恪先生除了对中国的历史精熟，精通很多国家的语言之外，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是很多历史学家所没有的。比如他研究唐代的政治史，就把唐代宫廷内部的斗争，理解是不同阶层的斗争，比如说门阀之间的斗争，跟中国过去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不一样。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明清之交的知识分子都触及，也可能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是从考证入手，但不光是考证柳如是，如果光写柳如是，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做论文的时候，研究陶渊明，就专门去找陈先生研究桃花源的文章来看。中大的传统，既重视微观，又重视宏观，既注重实证，又重视理论。我在中大学习那么多年，受老师的影响，乃至受整个学风的影响，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肯定是摆脱不了的。

　　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人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知道他的很多逸闻趣事。其实，这样特立独行的老先生，中大还有。比如，我最敬佩的一位学者是容庚先生，他人很正直，对学生、对国家满腔热情。他去世以后，什么都捐给国家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正是这样一些老先生，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大比较开明、比较包容、比较独立的校风……

　　传统戏剧一定要有创新

　　记者：作为一个戏剧史学家，您怎么看待我们很多传统的戏剧今天淡出了舞台，而在欧洲很多传统的戏剧都会被不断搬上舞台的呢？

　　黄天骥：中国有很多伟大的戏曲，比如有外国学者认为，《西厢记》属于世界级的伟大经典，值得不断研究，这个意见我完全赞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是《西厢记》在舞台上也不容易看见了，更别说其他的传统戏曲。这个原因说起来不简单。首先，跟内容有关。传统的戏剧里面，很多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中国的自然经济是男耕女织，比较重农，戏剧的题材就只能大致在这个范围内，虽然明代后期市场已经发育了，比如在广州这一带商业很发达了，但毕竟不能突破重农经济的局限。《西厢记》和《牡丹亭》里，最后都是皇帝出来说了算。所以，这个内容或者说这些主题，不太适合现在的人来看。其次是形式上确实距离我们比较远，也不太能够满足现在人的审美需求。

　　欧洲很多传统戏剧也不是直接搬上舞台的，他们有很多改写，就算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可以被改动。当然，莎士比亚的戏剧直接照搬也可以，他的内容很现代了，很多主题思想都是现代的思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人性解放是主流。中国作家朦朦胧胧地知道人性是不能压抑的，但还不是主流。如果作比较，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汤显祖当时被称为异端思想，所以他的人性只是有限的人性，跟西方人性解放是主流，那是两回事。等于现在我们市场经济跟西方经济相比，因为我们也开放了，当然还是不同的，我想没有很成熟。

　　记者：也就是说，传统戏剧要经过创新才比较适合重新登上舞台？

　　黄天骥：一定要有创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推陈出新”，传统戏剧的改编很多，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文革”时期，传统戏剧全部都抛弃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被倒掉。新时期以来，戏剧总体上是被边缘化了，你不能想像看戏的人比看电视剧的人多，这个媒介已经变化了。要原汁原味的照搬传统剧目是不大现实的。不过，作为政府部门和研究部门应该清楚，中国人的很多审美感觉和美学趣味，都是保留在戏剧里面的，这个很值得研究，搞清楚才知道怎么取舍。

　　我们现在说到传统戏剧，有一种误区，以为它们是不变的。其实不对，历史上的戏剧一直是在改变的，明清淘汰了很多前朝的剧目，也改编了很多，比如《打渔杀家》明清都不一样。所以，改编前人的作品是一件很正常的现象。上海的越剧《梁祝》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改编范例，他们把重点放到爱情的生死不渝上，这个观念跟封建压迫比较起来，当然更具有现代意义。再比如说，白先勇先生的《牡丹亭》就有很多创新，不单是写人鬼情，还有别的情感比如父子情，又加上了芭蕾舞的元素，所以才会受到欢迎。

　　顺便说说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这三部戏写得是不错的，是京剧的创新，京剧不能总是捧着肚子唱。不过，“三突出”是破坏了京剧的这种创新，“三突出”把京剧本来就有的“脸谱化”搞到了极致，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黄天骥

　　1935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黄天骥教授多年来活跃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第一线，学术研究成就突出。主要著作有：《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中国戏曲选》(与王季思等合作)；《李笠翁喜剧选》(与王季思等合作)；《中国文学史》(宋元卷分卷主编)；《黄天骥自选集》等。

　　记者 手记

　　岭南文化

　　养育出来的学者

　　深圳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讲堂第二期讲座，请来的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戏曲史学家黄天骥先生。据说，一些高大上的地方邀请黄教授很难邀请得动，但是，像是古诗文公益讲堂这样的场子，他倒是很乐意来，因为可以跟市民见面，当然也因为邀请他来的是他的学生。他一向对学生的任何要求几乎有求必应，据说在学校里，哪怕是“找对象”这样的事情要他参谋一下，他也会给出中肯的意见。

　　在长安大酒店见到黄教授时，他正在接电话，一口气接数个电话。他确实太忙了。他现在还给学生上课，还在报纸上写专栏，还在主编一套《中国明代戏曲全集》的书，而生于1935年的他按照传统的算法他已经80岁了。他属于余光中说的“老得真漂亮”的类型，气色红润，神采奕奕，反应敏捷，步履轻健。首先讨教一下他的养生秘诀是很自然的，但黄教授的回答是：基本不养生，除了每天走路、听音乐之外，就是工作了。很快我就找到了他显得如此健康年轻的答案：那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

　　在午餐的圆桌上，他的弟子们回忆起黄老师的种种故事，比如，是黄教授提出本科生第一学年，要写100篇文章，第二学年要写8篇评论，当时觉得苦不堪言，后来才知道后来受益匪浅。黄教授则盛赞中大实行的“优生优培”制度，一个本科生只要表现优异，导师可以让他免试直接硕博连读，而且，黄教授说；“学习期间待遇相当不错”……他还说到一个硕博连读的女学生参加央视的一个知识类的节目大赛，过关斩将，表现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她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他正是岭南文化养育出来的学者，既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又特立独行自有主张。值得跟他聊的东西太多，可惜采访的时间太有限了……(王绍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