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黄金时代》一辩(李摩诘)

《黄金时代》海报

　　当此《黄金时代》“票房惨败”、种种高端挑剔汪洋恣肆之际，作为受其打动的观众一枚，我要没眼色地为自己受到的打动一辩。

　　当然此片不是没毛病。个人感觉，毛病不少也不小。最扎眼的是关于鲁迅的段落。作为一部写实电影，把鲁迅私下与友人聚会的神气拍得那样端“装”肃杀，不能不说是败笔。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开篇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底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关于他喜欢说笑的记述，其实有许多。当然他心底的哀伤和愤懑亦多。这是他个性的张力。影片没能把这股幽默而忧愤的张力呈现出来，观众看到的仍是习见的那个冷肃的老头，虽然内容截然相反——以前是刻板的革命导师，现在，他刻板地向萧红们牢骚着“左联”内部的嘁嘁喳喳。

　　此外呢，萧军太甜软，许广平太老迈，胡风太官气——演员的选择是否意味着导演对这几个历史人物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这不妨碍我觉得《黄金时代》是部好电影。一部充满丰盛的写实主义细节的巴洛克式电影。巴洛克式的“繁琐”写实使影片不能主观直接地刻骨画髓，却也成全了它从纷繁表象中节制地暗示本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建议读者每读一部书之前，放下所有的知识武装，把先入之见清空归零，在阅读中与作品的本真相遇；若预先带上所有的储备和成见，则对作品的判断未免扭曲失真，也难有所得。此经验也适合观影。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需先认清该片本身“想做什么”，这个“想”有何价值，以及它“做”得如何。对一部传记性的文艺片而言，观众尤需先尽此义务，暂时搁置自己对人物原型的了解和对照——诸如他/她“本来”怎样，“应该”怎样，却“没能”怎样的标准答案——先了解创作者的“语法”，以及这语法是否构筑了一个合乎其自身比例和韵律的世界。艺术之为艺术，即因它无标准答案，而承认创作者的个性语法正是拓展形式与意义之疆界的利器。

　　我以为编剧李樯和导演许鞍华在《黄金时代》里想做的，不只是复原萧红和她的时代。它想借助这“复原”，说出“智识女性之灵肉困境”的真实寓言。一如萧红所遭遇的：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中，一无所有的女子必面临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想想鲁迅所说：娜拉出走后，等着她的只有两条路——堕落，或者回来)；在由男性话语建构评判尺度的智识领域，智识女性则面临着否定自我的价值困境(想想萧军对萧红写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在历史转折的当口，这智识女子则面临着选择困境，这困境超越了她的性别，而获得普遍的深意——是放弃自我，追随激进大潮投身时代洪炉，还是守护自我的天才，用孤独的书写，为人类留下一片个体的宇宙？

　　影片工笔呈现了萧红在此困境中的抉择及其状态，而非这抉择的前因后果——它明确拒绝了因果律叙事，而运用跳跃式的状态叙事。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以这种跳跃性的素材选择，暗示作者的历史观、生命观与价值观。萧红生平凄苦，影片却以“二”写苦，以笑写哀，以吃写饿，以依偎写无所依偎……总之，以轻写重，反更见其凄苦，也超越了凄苦，触到她凄苦之上、生命之中的自由意志。正是与这意志相伴而生的天才，“越轨的笔致”，才有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萧红。这意志也有一种自明的本能，使她抽身于时代主流之外，独自飘零。这是丁玲对她自感优越之处，也是她高于丁玲之处。

　　演员对着镜头叙述，这种来自戏剧的间离手法，伯格曼在电影里玩得最早最熟。台词不时和镜头语言相脱离，借助影像扩展台词之外的意蕴，侯麦最精此道。这两招经典的电影手法，在《黄金时代》中用到极致，使它得以彻底脱离因果律的线性叙事，以视角、时空、状态的纷繁变化取代快节奏情节演变的单一悬念，而获得了别样丰盛的电影悬念。影片营造伪纪录片的形式感，并不意味着它承诺“按照纪录片形式叙事”，而是提醒观众：一切都是假定的，即使历史证人的证词，现在时而主观、时而客观的镜头叙事，都是假定的。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你自身的感受。

　　因此，你能感到影片弹拨出的历史余响，与当下的响声是同质的——一样的困窘，一样的欲望，一样的恋爱，一样的出轨，一样的从屌丝到成名，一样的从心动到心碎，一样的从忍耐到离开，一样的从热闹到冷寂，一样的从生到死……同时，它又是特殊的：对于那个时代独有的质感以及人物灵魂的景深，电影谨守着它的忠实，并不因当下精神的简陋，而去简化历史灵魂的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