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绩：朱镜我 没有可读性？

　　愿意研究朱镜我的人，一定不多。一则他去世较早，知名度低。二则更重要的是，他的所谓文学成就，不但几乎没有可读性，甚至令人难以忍受。朱镜我是社会学专业出身，长于理论，他编过不少杂志，但是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于革命文学理论。他写的那些长篇论文，充满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拗口不停顿的长句子、不仔细辨析就混淆一团的口号，以及微妙的立场差异和内部斗争。可是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文本，也是文学，而且是现代文学中很重要的一支，研究革命文学，不看朱镜我，是不能想象的。他太重要，又太无趣，简直就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最为纠结的对象。

　　朱镜我，1901年3月17日出生于浙江鄞县横溪镇朱家峰村，原名德安，乳名阿淼。朱家峰村现有以朱镜我笔名命名的“雪纯亭”。朱镜我家中尚有田土，但身世凄苦。10岁左右父母双亡，之后大哥、姐姐、小弟相继夭亡，他与二哥朱德和寄居奉化吴江泾外婆家。朱镜我外祖家为吴江泾首富，4个表兄均留日，其中一位曾是中山舰舰长。朱镜我先在吴江泾东山书院，继而考入宁波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又入宁波甲种工业学校。

　　1918年7月，已考中浙江留日官费生的朱德和将朱镜我带到日本，兄弟俩合用一份官费。1920年，在东京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日语的朱镜我，也考中了官费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中国学生预科班，与冯乃超、彭康同学。之后又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继而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院。

　　1927年，在成仿吾的鼓动下，朱镜我放弃修了一半的博士学业，与冯乃超回国，加入创造社，主编《文化批判》《思想》等。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革命的发展》，为了躲过查验，译名为《社会主义底发展》。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镜我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党团书记，1933年担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主编《新思潮》，在左翼刊物上写了大量文论。1935年，与田汉、阳翰笙等30余人同批被捕。被捕地点是在法租界，但经之前叛变的秦曼云上庭指证，朱镜我等8人被转送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几位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无一松口。秦曼云在还是盛忠亮女友时就被捕，当即交待所知，劝降盛忠亮，1949年前，夫妻俩赴台湾，后转美国定居。

　　朱镜我等人被捕之后得到各方积极营救，王任叔找朱镜我的老乡及远亲陈焯保释，但朱镜我拒办“手续”而未成。日本留学时的同窗雷震来当说客，俩人在监狱内用日语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朱镜我夫人赵独步的叔叔赵次胜要保释朱镜我，也因朱镜我不愿写保证书而未果。朱镜我被判12年监禁，其间家人几次欲保释他，均因他不愿写保证书而未能成功。西安事变后，朱镜我被释放出狱。其时他身体极弱，大盆吐血，回家乡休养。在朱家峰村卖尽家产，除分给乡农之外，均充作活动经费，重建宁波地区党支部。

　　1938年，朱镜我调至中共东南分局，编辑《剑报》副刊，随入新四军军部，主编《抗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就是他作的歌词。他还编过《抗战报》、《抗敌》月刊、《抗敌画报》以及《文艺》。朱镜我胃病极重，骨瘦如柴，长年吐血，1941年，军部让他先行撤离到苏北根据地，被他拒绝。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中，重病之下的朱镜我陷入包围圈，为不拖累同志跳崖自杀。

　　朱镜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极其坚定，他对于革命文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创造社后期因为有了朱镜我等人的加入，顿时转变成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的社团。冯乃超等人的回忆中都有被朱镜我批评教育的经历，朱镜我无疑是这一群人的核心。他所主编的《文化批判》创刊于1928年1月，在当时左翼革命青年心中的地位是今人所无法想象的，朱镜我在上面撰写并编发了大量的论文。他是社会学专业出身，研究院读了一半，懂得英、日、德等多种语言，在理论储备上的优势完全发挥了出来。他后来又主编《文化》《思想》《新兴文化》《文化斗争》等，同时在各个大学兼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谓不遗余力。

　　朱镜我等人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对革命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矛盾，也和作为理论主将的朱镜我有直接关联。批托派、批国家主义、批陶希圣，朱镜我的言论主导了左翼思想界的共识。从朱镜我的文论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兴起、发展、反省与转折。说他是革命文学的理论灵魂，亦不为过。他的左倾、他的冒进、他的脱离实际，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当时整个中国革命的真实写照，当然他作为核心人物，也要对此负起一定的责任。现在对革命文学的文本研究，大多集中于小说创作领域。那些理论文章确实读起来很不顺畅，然而想真正认清革命文学，朱镜我那些数量众多、长篇大论的文章是不能绕过的。不了解朱镜我，革命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就讲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