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式微影响文学史编写

——访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

▲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受访者供图)

《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张隆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定价：30.00元

《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张隆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定价：30.00元

《道与逻各斯》张隆溪/著冯川/译定价：20.00元2006年5月

　　继2009年获颁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后，被誉为“中西方文化摆渡者”的张隆溪不久前又当选2013年度欧洲学院文学及戏剧研究外籍院士，其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阐释学及跨文化研究等。

　　近日，张隆溪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告诉记者，以美国大学的情形而言，往往用重要文学作品选本为教材，例如诺顿出版的英国文学选本或世界文学选本。“选本不是文学史，但其编排是按时代先后，而且作品介绍也大致会在文学史的框架里来讲解，所以学生既可以读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又可以有文学史概况的基本了解。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对大学生而言，应该有文学史常识，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对文学有具体感受，熟悉有代表意义的重要作品。”

　　对于中国文学研究，张隆溪并不赞成邯郸学步式地机械搬用西方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作品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大概最早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介绍到国内来，但即便在当时，我也必定在介绍西方文论之时，对其阙失做出自己的批评。后来长期在美国任教，更明确感觉到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极端化趋向和局限，觉得学术研究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不能靠玩弄空洞抽象的概念术语，写一些文理不通、词句晦涩、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的文章。晦涩不等于深刻，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该是说理透彻、具有说服力的论述。”

　　从历史脉络来探讨文学演变

　　《文化广场》：相比国内，西方撰写中国文学史时间较早，有学者梳理出，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总的来看，西方的文学史书写理念有何特别之处？

　　张隆溪：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观念，西方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和当时主导的历史观念有关。例如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丹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提出文学发展取决于民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他用此观念撰写的《英国文学史》在十九世纪欧洲很有影响。海外学者写中国文学史，往往也有整个西方学术思潮为背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有新批评的思想观念为背景，注重文本细读，强调审美价值和文学性，而反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只重主题思想和立场，忽略文学性。近年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有海外新史学和文化研究为背景，不再注重审美和文学价值等被视为传统的观念，而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层面，大量着墨于出版印刷、书籍流通和书商利润考量等等方面，而不再聚焦于作家与作品。这种新的历史观念的确有其独特视角，能够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文学史的发展。不过文学史还是要谈文学，谈作家和作品。不讲诗词歌赋、文章词采，文学史就失去本来目的，不能讲清楚文学传统的承传和嬗变，甚至变成社会经济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附属品。

　　《文化广场》：您于2010年受邀成为美国《新文学史》顾问编辑，作为刊物唯一的华人学者，您大致介绍美国《新文学史》的编撰体例和内容？

　　张隆溪：《新文学史》是美国人文研究领域一份极具声望的学术期刊，创立于1969年，一年出版四期为一卷，到2014年已经出到第45卷。首位主编是拉尔夫·柯恩，现任主编是瑞塔·费尔斯基。《新文学史》在国际学界很有影响，在编辑部之外还邀请了一些资深学者担任顾问编辑。现在的顾问编辑一共有16位，其中包括巴黎大学的伊琳·希苏、康乃尔大学的乔纳森·卡勒、杜克大学的詹明信、芝加哥大学的玛莎·努斯鲍姆、斯坦福大学的海登·怀特等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尽管我并不认同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理论观念，但我很尊重他们。能够应邀担任《新文学史》顾问编辑，我当然很高兴。我以前并没有在《新文学史》发表过文章，现在则不仅提供意见，审读稿件，也为之撰稿。最新一期《新文学史》是题为“解释及其竞争对手”的特刊，我就发表了一篇讨论思想与行动相反相成之关系的文章。

　　这份刊物名叫《新文学史》，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传统文学史，注重理论、方法、阐释的问题，但又不是鼓吹某一派或某几派理论。《新文学史》的编辑方针则更多元，强调要审视阐释的原则和过程，重新思考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估学界热门的话语和流行一时、抢眼的名词术语。所以《新文学史》提倡从历史的脉络来探讨文学演变，审视理论方法，同时有一个开放多元的编辑方针。由于这份刊物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为之撰稿的作者很多，研究范围不仅在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而且涉及人文甚至社会科学各方面内容，其理论观点也很不相同。前不久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选辑《新文学史》前20年一些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也逐渐产生影响。

　　重新认识文学史的嬗变过程

　　《文化广场》：1988年中国学界发起“重写文学史”的号召，“重写”一方面既可理解为对过往文学史的编写不满意，另一方面从某个角度看，也可理解为承认了文学史书写的不稳定形态。但在“重写”之上，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基础问题：比如文学准则如何建立起来？编写方向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又该如何处理历史传统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

　　张隆溪：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控制和扭曲的反思，是重新认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恢复历史的本来。这不是简单对过去编写的文学史不满意，也不是承认文学史书写永远处于不稳定形态，而是对中国文学的实际历史状况及其阐释，有一个根本改变。也就是首先要理清中国文学、尤其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事实，作家和作品的实际情况。历史叙述是一种建构，但并不是凭空虚构，而要有事实和文献为依据。在大致弄清楚了重要的史实、事件和人物等因素之后，不同历史家叙述历史，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所以没有唯一的历史叙述。但这并不等于历史叙述和讲故事、写小说没有区别，因为历史要有史实为基础，文学则完全可以虚构。重写文学史的目的是要确定文学、尤其近现代文学基本的史实，要打破僵硬的教条和思想禁区，重新认识文学史的嬗变过程。这才是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意义所在。

　　《文化广场》：海外汉学在中国也是一个热点。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方面来讲，海外汉学与国内学界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文学史。比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光是对两位作家的发现，还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系统研究方式，对很多作家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研究者都有很大的不同”，此后的“钱锺书热”、“张爱玲热”、“沈从文热”便是由此开始的。您怎么看待这种“互动”？

　　张隆溪：这就和我上面有关“重写文学史”说的话可以互相印证。《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产生影响，就因为他的小说史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另一种面貌，揭示了过去被边缘化、被贬低或被抹杀了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在作品的描述、分析和评判方面，他注重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对“文革”之后中国文学批评界说来，几乎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实《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因为原来的汉学研究主要研究传统中国的语言文化，夏志清的这部书则开始了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后来国内学者对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的重视，和夏志清的倡导分不开。

　　打破汉学与本土学术的隔阂

　　《文化广场》：就当下论，您觉得海外汉学家的文学研究迷失的误区在哪里？哪些视域的开拓或著述才算得上登堂入室？

　　张隆溪：我很同意对海外汉学著作不能一味推崇，也反对贬低国内学者的研究，好像只要是外国人讲的就一定对，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近30年来，汉学著作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使我们能够了解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这固然很有益，不过又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那就是在研究的问题和阐释上，都以海外著作为模式，至少没有从自己立场出发对之做出评判，与之平等对话。

　　近年来西方历史研究注重物质文化层面，文学史也是如此，但文学史必须以作家和作品为主，否则就是喧宾夺主，失去文学史本来应该有的主线。另外，依靠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理论来颠覆原来的文学史观念，注重发掘过去认为不值得注意而边缘化的作家作品，也是一个新的趋向。这个趋向有助于扩展研究的视野，但也不宜以边缘为中心，完全取代文学史主线。海外著作的学术环境是外国的，关注和讨论的也往往是国外学术环境中认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国内环境里重要的问题，所以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既要了解国际学术环境中重要的问题，又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观点，而不是亦步亦趋，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方法。最好的学术研究应该是既熟悉国际学术研究的状况，又有自己独立思考产生的问题和阐释。也就是说，打破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隔阂，打破中西内外之别，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讨论学术问题，做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那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学术成果。

　　《文化广场》：当下都在讲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紧密地融入世界，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这些年已经成为热点趋势。但是就中国文学史本来就包含在世界文学史之中的观念来看，这种现象矛盾吗？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是否也要适应全球化潮流呢？

　　张隆溪：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希望文学和文化也能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中西之间，还存在文化的不平衡。一个普通中国大学生很可能知道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等许多西方作家诗人的名字，但一个欧美大学生却不大可能听说过屈原、陶潜、杜甫、李白或苏东坡。可是“走出去”却不是达到平衡最根本的办法，因为文化的传播不是靠一厢情愿地推出去，而要靠别人主动来吸取，主动来拿过去。无论“五四”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大量翻译西方各方面著作，都是中国人自己主动去做的工作，是鲁迅所谓“拿来”，而不是西方人推过来。当然，在可能情况下，多介绍中国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应该做而且很有意义的事。欧洲老牌的布里尔出版社设立专门把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的一套丛书，邀请我担任主编，我就欣然接受，觉得这是为沟通中西学术真正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

　　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依据其目的、对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为中国文学专业学生写的中国文学史，就会不同于给普通读者看的文学史，当然更会不同于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基本常识而写的文学史。应该有不同的文学史，就像应该有对文学作品不同的阐释。在人文学科领域，往往没有唯一的解释或唯一正确的解释，但这并不等于漫无标准，不能做价值判断。同样，文学史也没有唯一正确的版本，但并不等于可以随意编造、篡改、歪曲历史。

　　人文情怀和文学趣味都需培养

　　《文化广场》：古代治史者，除了兼备学识和胆识，往往还怀有人文情怀，这到了钱穆、台静农那一代尚可见到。然而愈往后似乎愈加鲜见，就像现在高校很多写文学史的学者，多半是迫于科研压力，结果导致文学史“硬邦邦”。这种人文情怀的式微，是否对今日文学史的编写有影响？

　　张隆溪：人文情怀和文学趣味都需要培养。老一代学人生长的环境哪怕是战乱年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却有对美和理想的追求，有丰厚的人文修养。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就特别不利于人文情怀和文学趣味的培养，因为任何时代都总有人不顾外在环境的压力，坚持理想的追求。不过为了完成什么“计划”或“项目”，弄一班人赶任务写出来的文学史或别的著作，当然没有人文情怀，更谈不上文笔词采，只能是“硬邦邦”枯燥乏味的东西。现在大学的评估制度有许多弊病，基本上把大学当成一个公司企业来办，讲经济效益，以统计数字来管理，看数量不看质量，这些办法都尤其不符合人文研究的性质。与此同时，当代理论完全忽略审美价值和文学性，也是造成文字枯涩的一个原因，而这又不仅止于文学史的写作而已。

　　《文化广场》：您心中是否有一套理想的文学史著作？

　　张隆溪：很多年以前，读过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觉得那本书文字优美，叙述翔实，还在适当地方做中西文学之比较，例如把汉儒对《诗经》的评注与古希腊哲学家对荷马史诗以及基督教神学家对《圣经》雅歌的讽寓解释相比。后来还读过其他几种文学史，最近几年因为编辑布里尔中国人文学术译丛，也读过新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包括北大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和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的《简明中国文学史》。这些书写法各有不同，都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学史有很大帮助。

　　30多年前，我还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历史系的张芝联教授曾推荐给我一部关于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及其历史背景的名著，即巴塞尔·威利的《十七世纪背景》。这本书初版于上世纪30年代，后来多次再版，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研究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弥尔顿史诗《失乐园》最有帮助的参考书之一。此书主要探讨十七世纪整个思想文化背景与当时宗教思想和文学创作之关系，内容丰富而又重点明确，读来对十七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因此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就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