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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故乡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10日14:37 来源:解放日报  王一
    

  焦波 现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主要作品:画册 《俺爹俺娘》《汶川孤儿》等,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大背景下,离别家乡,涌入城市,时刻进行中。

  而一部名叫《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录片,则逆向关注了仍在乡土的农民的生活现状,短短一年内席卷12项大奖。有人盛赞它是“21世纪中国农村生活标本”,更有人因此懂得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乡”。

  此片导演焦波,成名已久。十几年前,他在“用镜头留住俺爹俺娘”初衷下创作的摄影作品,感动了无数人。今天,焦波用一部纪录片,从一个村庄打量中国,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故乡,因为“留住了故乡,也就有了能够安放乡愁的地方”。

  记者对面的焦波,看起来比照片上清瘦。

  他语速缓慢,娓娓道来,时不时一笑,脸上的皱纹温和地挤在了一起。

  他把373天乡村拍摄的点点滴滴和依然鲜活的感动,变成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此刻,当焦波再度将这些过程与感动,用语言叙述出来的时候,记者听到的,已远远丰富于一部纪录片本身。话语过处,是故乡,是乡情,也是乡愁,却已不仅仅只属于焦波自己,缓缓地道出的,是当下许许多多中国人共同的生活况味与情感指向。

  故乡就是一根线,一头拴在儿子身上,一头连在爹娘的心上

  “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乡村题材?”这是一年多来,焦波面对最多的问题。

  他把能想到的答案进行了归纳:本就是边远乡村里长大的孩子,乡村陪伴成长;进城做了记者,跑乡村新闻变成了工作内容,乡村帮助进步;后来开始拍电影,也是围绕着乡村,乡村见证坚持。

  但显然,焦波更倾向于从内心出发的理由。他骨子里对乡村有着挥不去眷恋,乡村生活的丝丝缕缕总是会涌上心头,于是有了对乡村的关注,有了这些作品。

  有时,他更愿意把乡村看成伙伴、知音,而不仅仅是故乡。他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乡村、了解农民的故事。

  焦波出生在山东淄博南部山区一个叫天津湾的村子里。他这一代之前的焦家,是伴随着苦难与辛酸一步步走过来的。焦波的爷爷奶奶前前后后共生了11个儿女,但最后只剩下他爹一人。父亲15岁那年,瘟疫肆虐,他的弟弟妹妹一天死了仨,患痨病的奶奶昏过去了三次。后来,焦波的父亲共生了8个孩子,却也只有4个活下来了。

  成人后的焦波,因为工作离开了老家。脚步越来越远,从山东到了北京。

  到北京工作后,每到周末,焦波就会心痒痒地惦念故乡的亲人和山水。没办法,只能每周都折腾着回家,火车转汽车,再走上一段路,要花上大半天。

  有一次,天已经很晚了,焦波告别爹娘要回北京。静寂的山村,一片黑。

  爹娘拿了手电筒,执意送到村口。在村口,老两口停住了脚步,握着手电筒的手,伸得远远的,把光照在通往村外的小路上。让那束光,继续陪伴儿子赶路。

  光越来越淡,慢慢的,小路被黑夜彻底笼罩。但回头一看,焦波发现,那束光依然在晃动。“在黑黑的夜里,我看不见爹娘佝偻的身子,但我知道在那晃动的光束后面,有两双昏花的眼睛直直地望着黑漆漆的远方,望着比手电光照得更远的地方。”

  焦波懂了,故乡就是一根线,一头拴在儿子身上,一头连在爹娘心上。

  租下一个农家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他们成了村里第168户人家

  记录,这个动词或者动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一种提醒,有人说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说只是消磨时间而已。

  但对焦波而言,这意味着人生的一种表达方式。

  焦波学摄影,是从给他爹娘照相开始的。1974年,他就将镜头对准自己的爹娘,什么都拍,做饭干活、赶集聊天,甚至连拌嘴都不放过。焦波说,“把亲情留影,把情感留住,这不仅仅是照片,而是生活的记录。”

  老两口一直不知道儿子天天拿着个“方匣子”在干点啥,直到1998年,这上万张照片涌入了中国美术馆,爹娘的形象温情脉脉,打动了无数人。

  在那场《俺爹俺娘》专题摄影展上,焦波诚心诚意地捧出了自己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记录,而被记录的爹娘也因此体验到了那些定格瞬间所带来的感动。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张文范含着眼泪看完影展,他对两位老人说,“焦波是个大孝子啊,这不仅是你们二老的福,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福。”牛群红着眼圈对焦波的爹说:“我让天下人笑,您儿子的照片让我哭。”敬一丹看着照片,忍不住拉住焦波娘的手:“我和焦波同岁,我也叫您一声娘吧——娘!”

  一位在京打工的东北小伙子,一连两天来看影展。他在焦波的传呼机上留言:“影展让我流泪。我已买好了火车票,这就回家看望父母。”最后一天撤展时,展厅里挤满了观众,大家和工作人员商量,慢点撤,慢点撤……

  作品之外,记录也成了焦波的习惯。和农民聊天,随手拍一张,再看到时就能回味当时的感受;和朋友聚会一定要抓拍几张,彼时的笑容恐怕再难找寻;连接受采访,他也要拉着记者拍上几张,说是为人生存档。

  为了记录乡村,他依然在跋涉。即使在别人看来“功已成、名已就”,他还是不停歇,在路上。

  2012年元旦,焦波接到广电总局的“命题作文”——《乡村里的中国》:通过记录一个村庄一年的变化和风情,反映农民身上的信念和遇到的挫折,“更重要的是展现他们困境中的坚持”。

  此前也找过别的导演,可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村里住上整整一年。焦波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焦波选择的是山东杓峪村,位于沂蒙山老区,共有167户人家,500多人。那年立春,他带着团队在村里租下一个农家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成了村里第168户人家。一待,就是373天。

  立春时节,天气仍是寒冬模式,农家的屋里也没任何取暖设备,晚上睡觉,过了半宿腿还是凉的,盖两床被子还不够,大家又把衣服都摊在身上。焦波有个好办法,脚冷,就把一只脚放到另外一条腿下面暖着,暖和了,再换只脚。

  一年多时间中,第168户农家小院里,养狗、养鸡、种菜、做饭,种种农村活儿他们一样也没落下。洗澡就在院子里拉个帘子,冬天洗澡得去县城,却又怕漏拍镜头,也不敢轻易去。

  如今谈到这一年来的记录,让焦波感到骄傲的是自己的团队。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一名摄影师刘明富,外号小北川,1996年生人,他是焦波收养的6个汶川地震孤儿中的老大。焦波挑选团队的唯一标准就是要坚持记录,不管多难、多苦,都不许离开乡村。

  拍一百个农民,就是和一百位智者对话,多有劲

  对焦波来说,每一位农民都是智者。“拍一百个农民,就是和一百位智者对话,多有劲!”就这样,从农民身上获取的智慧一直滋养着焦波。

  2004年,爹娘相继去世后,他们的身影常常浮现在焦波的脑海。凌晨,身高只有一米四的娘在推磨,小小的身躯推着大大的磨盘,每走一步身体都轻微地一颤。焦波无数次问过娘,累吗?娘回答,不去想那么多,走一步就少一步。

  第一次学拉锯,爹就告诉焦波:锯要一锯一锯地拉,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看他拉得不耐烦,爹说:为啥学木匠要先拉三年大锯?就是要你悟懂两个理儿,一是懂得配合,二是要有耐心,脚踏实地。

  如今,几十年的人生路走下来,焦波才真正明白:所有的事不都是这样吗?多走一步距离成功就少一步;耐得住性子,便能一步步走得通。爹娘讲的理通了,人生的路也就通了。

  在373天《乡村里的中国》的拍摄过程中,焦波体会到了更多来自乡村、来自土壤的智慧。

  当时,焦波带去了三台摄像机,在村中找寻合适的拍摄对象。

  第一次去到农民杜深忠家时,满脸沟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笔练书法。

  焦波说明来意,“想拍部记录村里人生活的片子。”

  杜深忠的妻子张兆珍放下手里的活计,脱口而出:“拍戏?俺这一辈子就是战争戏!”她向焦波埋怨丈夫“头顶火炭不觉热”,家里这么穷,他却总想着看书写字弹曲儿。“没钱买宣纸,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写。”

  闻此话,一旁挥笔写字的杜深忠,把脖子一扭:“你看,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

  焦波心里的弦,被猛地一拨,“这话太有艺术感、太有智慧了!”

  后来,焦波慢慢意识到,生活在乡村里的杜深忠是个有悲壮情怀的人。那样的人,天生是为了思想和精神活着。焦波知道,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杜深忠这样的人才。杜深忠和妻子的矛盾,不正是农民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的矛盾吗?

  他当即决定,拍杜深忠。

  纪录片要有故事,只盯着一家人的生活拍,可能不够丰富精彩。深思熟虑后,焦波的方案是选择三户农家,一起拍。三个家庭,各有侧重。杜深忠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线”,焦波还要继续寻觅的是“政治线”和“情感线”的农民代表。

  他想到了村支书张自恩。张自恩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在张自恩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许许多多基层干部的生活状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纪录片的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捕捉着整个村庄的生活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 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在忙忙碌碌还有纷纷扰扰之中,张自恩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语带心酸:“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这是张自恩的烦恼,或许也正是千千万万农村干部遇到的难题。

  而镜头在杜深忠儿子杜海龙那里,捕捉的是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和乡村的未来。片中的一个长镜头,让焦波感受颇深,那是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

  “我们总是被教育要热爱土地,但我对这土地却热爱不起来,守在这里是无奈!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年年劳作,所得甚少,为什么我们要全力供你读书,就是想让你摆脱土地的束缚。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不能为了揭露问题而揭露问题,因为那种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真实

  每当杓峪村盖上夜的被子,辛劳了一天的农家汉子已经歇息,“村儿电影社”里,大伙儿还聊得热火朝天。

  他们挤在床沿上,反复回味着白天的每个镜头,每天的这个小会都格外热闹。

  焦波对生活没啥讲究,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但他对拍摄的画面却较真得很。他坚持不间断的拍摄,一年下来,村民们看到摄像机都习以为常了。

  村里的婚丧嫁娶,邻里间的鸡毛蒜皮,摄制组全部拍下。“我希望有什么大事小情,村民都能告诉我。他们也经常给我打电话,谁家两口子打架了,谁家生孩子了,谁家生病上医院了,都问问我要不要拍。”焦波笑道。

  这样的信任是焦波一点点赚来的。一次,焦波去杜家拍摄,途中杜深忠指着一座坟说,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焦波一听,双腿一跪,在坟前磕了几个头;一晚,村支书张自恩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壮大汉的眼泪,“刷”地掉下来,诉说:“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焦波陪着他喝酒,在山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在那里,焦波成了村里真正的第168户农家汉子。村民都说,焦老师你看你,除了这长头发不是俺们村的,这身上下都是俺们村人的样子。焦波往往憨厚一笑,“本来嘛,我就是农民。”

  但这位宣称“我就是农民”的摄影师在完成一年多的拍摄后,感慨自己原来对于农村的了解太表面。“过去总是说农民苦、难,但具体苦在哪里、难在哪里,很少有人说得出,甚至不会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而373天的拍摄,让焦波终于真正了解了今天的农民,了解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了解了农民在这片土地上的现状与愿望。

  而观看纪录片的观众们,不止一次问的是,“你说那些农民,在镜头前,就真的和平时一样吗?”焦波回答,自己只能拍到相对的真实,他们试图找到某种呈现真实的分寸。

  焦波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导演,而非评论家。一部纪录片不能过分放大某些矛盾,不能为了揭露问题而揭露问题,因为那种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真实。而他只是把故事讲述出来,“观众也好,官员也好,看到了美,呼唤起记忆和向往;看到了问题,想到了破解和变革,这是这部片子最多所能承载的”。

  对话

  故乡,永远刻在心灵深处

  解放周末:在农村出生,到城市闯荡,又重返农村,对您来说,农村与城市分别意味着什么?

  焦波:村庄是根,是生活的源泉,也是我创作的源泉。城市是成功的一个阶梯,也可以说是一个舞台。

  我喜欢看农民的眼神,那里面的真诚与执着是城市中很多衣着靓丽、步履匆匆的人所没有的。我不想融入城市的这个圈子,我也融入不进,我还是个农村人。

  解放周末:因为那里承载着您成长的记忆与情感的寄托。

  焦波:现在我回忆起家乡,就会想起家门前的树,一到春天开出的花,还有小溪、池塘。在我脑海中呈现一个非常美的图景,我时常梦到那些,这是我的故乡的形态,它永远刻在你的心灵深处,是别的地方无法代替的。

  但是,当有一天树变成一样的树,房子变成一样的房子,连愿望都是一样的,这是可怕还是悲哀?

  解放周末:故乡变得相似,会让很多人模糊了精神的原点。

  焦波:这个时代,有太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挤在工棚,靠出卖劳力换取家乡的新房与新娘;有太多的“蚁族”蜷缩在地下室,为在城市搏出一隅之地消耗着心智与体力。当然,也有太多曾怀揣城市梦的年轻人最终逃离“北上广”。

  在工业社会中,离乡别土的人们在流水线上,很容易产生一种漂泊感与不安全感。乡愁无处安放。

  解放周末:这无处安放的乡愁,也让人反思,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缺失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焦波:乡愁其实是种情愫,演变成一种关注,最后落脚为回报。它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让人们在回望、回味的时候,想想自己能改变些什么、能对家乡回报些什么。因为乡愁不仅仅是思想里的东西,而应变成实际的行动。留住家乡的青山碧水、留住老乡的质朴执着,这样乡愁就变成了一种美好的东西。我们留住了故乡,也就有了能够安放乡愁的地方。

  解放周末:无论在您的照片还是纪录片中,您最想给人们提供的也是一个安放乡愁的所在。

  焦波:除此之外,我始终想表现的还是一种农民的信念:尽管现在还不够富裕,但是在通往富裕的路上一直追求的信念。即使有着无奈和痛苦,也在无奈和痛苦中依然隐忍和坚持,这是对生活的执着,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身上最值得歌颂和敬佩的精神,可能也正是当下普遍焦虑社会中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属性。

  解放周末,思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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