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幽光独照

　　一

　　京西有山，名百花山者；北翼有刘恒，南翼是我。凭依旧俗，可谓乡党。然名号不同：刘恒显达，小说获奖，影视辉煌，声振华夏，慕者云涌；而我之凸凹者，虽小说、散文、批评样样亲力而为，勤勉至呕心沥血，文章篇篇都能发表，却像篇篇都没发表，似有似无，不温不火，乃至心绪不平，时感凄凉。

　　问计于刘恒，他笑而答曰：作为乡党，说句实话，你的文章，有自我品位，静观价值是在的，时间深处，自有你的位置，耐心地写就是了。他又说，作为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没必要借助外力以增其雄，也没必要攀星摘月以增其辉，你自身就是一个光源，如灯盏，如红烛，只要燃烧，就有光亮，足可以照亮自己的内心和一己天地。他还说，其实你写作之初，亦非身外的声名，亦非对他人的影响，而是服从于内心的冲动，是自我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你也不会写。

　　他之所言，类似乡间的大地物语，朴质中有深刻的含义，属于把天启的信息作忠实的传递。遂信然。

　　萤火虫夜行，始终带着一盏小灯笼，它没有照亮别人的主观设计，只为了自己不迷失方向，却成了别人眼中的一方风景。大河横流，并不是为了载舟，而是奔腾的习性使它不得不汤汤致远。玉米拔节时有响脆的玉音，遂成天籁，但它的本意却只是为了到达一个高度，好结下籽穗。小儿啼哭，没有向大人邀宠的意思，只是为了生命的欢畅。所以，父母即便因此宠过来，他依旧是哭。

　　我等本是土地之子，大地道德与伦理是懂的，但名利乱眼迷心，把这一切都忘了，就活得不满足，身心苍凉而疲惫。累之所在，不是生存(写作)本身，而是攀比、争雄，乃至入史、不朽等多余的欲望。

　　二

　　内省之后，不免要审视一下时世。时世真的是变了，变得只给写作者留下了一个堪称尴尬的生存罅隙。

　　母亲自然是望子成龙。但她所想望的龙是龙辇，是人上人的位置，并不是精神的高处。所以，当她看到她的儿子写得昏天黑地、白发丛生，便怜惜地问道：写文章是不是与高就有关？得到无关的答复之后，她说，那还点灯拨蜡、劳神费力地写它做甚？再写出个好歹，就亏了。她之所说，既关涉身体健康，也关涉社会处境。“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她虽然与龚自珍的胸廓遥之千里，但她那代人的有关意识还是有的。文既不能“列侯”，又有裕如小康的“稻粱”，为什么还写？

　　婆娘自然是望夫得道。起初，正是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候，文章刚一发表，就有倾慕者至，且多是文学女青年。与美女论文，虽不免让她生出情感的担忧，却也让她看到了“道”的影子，她是喜乐的。但是很快，文章之道就越走越窄，且日渐式微，与荣华富贵乃至与应有的体面都愈加无关，她终于失去了耐性，说，你能不能也炒炒股，倒腾倒腾房产？其实她并不是惧怕贫，而是不能忍受世人对文人的轻蔑。

　　犬子自然是望父为“王”。王者雄踞于世，君天下，开风气，领风骚，拨人伦，乃地位、势力和影响的象征。所以，当80后的他看到父亲原来是个老派文人，自足之外，衍生不出足以雄踞的效能，便嗒然失色，说，你能不能也学一学人家郭敬明？“文格渐卑庸福近”，这个道理，我等明白而不屑，到了他那里，却成了济世救人的千金药方。

　　母亲，家婆，犬子，都是小人物，以生存与生活为本，所以，他们的意愿虽与写作者的操守相距甚远，也殊可悯。关键的是，他们的观念，是社会情态和价值取向的折射，便殊可悲。

　　我心苍凉，愤然曰：文章虽不是大道，但也是人走的，一如瘠薄的土地，也是能长庄稼的，勖勉所得，足可以给你等养老、温饱与依靠。

　　三

　　既见内心，也省时世，写作者就应该进入一种从容与豁达的清明之境。

　　首先，要勇于面对。文章之道，就是小径，“自古圣贤皆寂寞”，历来如此。但是，大道入街衢，淹没在红尘之中；小径则通幽，通到“虽艰深孤寂却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看到“人性深处之光”，因而能够享受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和“在写作中思维上天入地的自由，用语言缔造另一个神奇世界的隐秘乐趣”。所以，幽者，乃接近真理的路径，一如基督教所言的“窄门”。窄门过后，才是真正的生命乐土，在那里，褪去凡胎，灵魂登场，神游八极，向死而生。

　　就是说，文章之道，既然是时世之“小”，莫不如变成一种信仰，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正如奥修所说，“更有意识地行动，你将越来越接近一种只能够被称之为‘神性’的品质——虽不是神，但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而是一种精神品格，一种生命芬芳。”

　　其二，索性就把文章之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在其中。鲁迅研究家张梦阳先生说，文章之道是幸福的，因为它是：“精神避风港”、“心理平衡器”、“价值体现处”、“生命归宿地”。换言之，文章之道，可以让人“知己知人知世”，变得“通透”；可以让人“心中有丘壑，万物皆太平”，变得“淡定”；可以让人“思在远处，尽洗凡尘”，变得“高标”；可以让人“我心不奴，象由我生”，变得“自信”。再换言之，文章之道可以简化生活，淡化物欲，净化心灵，纯化人事，清化环境，强化身体，优化目标。

　　张梦阳先生的“七化”之说，承袭于鲁迅精神，字简义繁，可为圭臬。

　　其三，一心向义，潜心为文，盗得天光，自照照人。眼下的时世，最本质的特征，是两个字：物化；与物化相对的还是两个字：消费。人一被物化，一被消费，人就异化，人性就趋恶，世情就浇薄，人心无安妥。这一点，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里有深刻的阐释，卡夫卡的《变形记》有形象的再现，都是触目惊心的。

　　李国文先生特别欣赏《国语·鲁语下》中的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他所击赏，是可作为文人不能太安逸的依据，或者说，文人被时世挤压，反而是大幸。我之所说，民之不材，正是物化的结果——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比竞消费，何堪向义？何堪精神？人性被湮灭，灵魂被放逐，乃自然之象也。

　　所以，奥修之“神性”说，梦阳先生之“七化”说，便不仅仅属于写作者，也作用于时世——文章之道，与抵御人的物化有关。具体说来，物化直接导致的是欲望的膨胀，而“欲望一定是非灵性的，不可能有任何灵性的欲望”(奥修语)。这正是文章之道的意义所在：文可移情，文可铸魂，一切与人的“灵性”有关。

　　所以，写作者的幽光独照，不仅照亮了自己，一如云隙中必有天光乍泄一样，也是可以照亮世道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