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温度，坚持温暖，拒绝绝望——周庆荣访谈录

　采访者(右)与周庆荣先生合影

　　周庆荣 箫风

　　时间：2014年9月5日

　　地点：北京德恒商务会馆

　　箫风：庆荣兄好！这次来北京有件重要的事，就是想和你一起聊聊散文诗。虽然我们在一起时常谈论散文诗，但以专访形式谈还是第一次。我们先谈谈您刚出版的散文诗集《有远方的人》吧。谢冕先生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称您“是一个心怀远方的人”，请问您心目中的“远方”是什么？

　　周庆荣：箫风兄好！初秋时节与真正的诗歌兄弟相聚，内心快乐。你这些年来致力于新时期散文诗理论建设与历史梳理，对前辈诗人作品做了大量的抢救性的整理，成就斐然，让同仁们感佩。

　　我新近出版的这本散文诗集取名 《有远方的人》，既有地理上的远，更有精神上的远。远，不是我们忽略近的理由，而是提醒我们不因近处的苦痛或者不美好的环境而放弃本应该到达的远方。精神上的远方，既指理想意义的目标，同时又是格局上的一种具有治疗意义的安慰剂。在这个物质时代，有远方的人应该指那些胸怀责任而经常仰望星空，并且又能够积极地认真对待日常生活的人，是敬畏自然热爱人类的人。

　　箫风：从1984年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算起，您坚持散文诗创作已经30多年了，并且“老而弥坚”。请问您是如何喜欢上散文诗的？您的散文诗创作大体分几个阶段？创作风格上有何变化？

　　周庆荣：散文诗写作开始于1984年，大三时的夏天。之前写了不少分行的，也发表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是求知的年代。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古今中外的文学、哲学、历史及新思潮类的作品皆有涉及。诗歌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惠特曼、佛劳斯特、泰戈尔、纪伯伦、鲁迅、波特莱尔和聂鲁达。因为学的是英语专业，我用英文写的第一章散文诗叫《爱是一棵月亮树》，几年后又改为中文，并用了一个托名：Mary　Greener。后来有意识地尝试把男女情感复合、中外文化交织起来的系列写作，主要诗集有《爱是一棵月亮树》、《飞不走的蝴蝶》、《紫气在你心头》 等。那个时期，主题类抒情为主。分别按照情爱、母爱、自爱和自然主义味道的泛爱展开。作品的总调性里既有唯美的，也有细腻的叙述，因为以仿女性身份来写，作品在表达自己方面就有了不完全性。

　　1992年，《飞不走的蝴蝶》出版，第二年我又到了北大上学，然后留在北京工作。直到2002年，才重新有了写作的冲动。这是我第二阶段主体写作的开始，正面观察和单向度的抒发较多，2004年结集为《风景般的岁月》，里面一些作品被《读者》和《青年文摘》选用过。2006年起留心阅读国内前辈同仁的作品，对散文诗的当代性状况有了粗浅的了解。诗歌同仁的许多作品我认真阅读，对我后来的写作帮助很大。

　　2008年，与灵焚、亚楠、阿毛、宓月等一起筹划组建“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我提出“大诗歌”与“意义化”写作，《我们·二》即完成于2008年，主体意识和对当下性的注重应该是我第三阶段写作的主要特点。后来出版的《我们》、《有理想的人》和《有远方的人》基本上体现了我的思考、发现和对待现实的态度。我注重语言的简单朴素，在语言深处泊着一些重量和意味，尽量让读者觉得作品与他们的日常感知似乎有关联。

　　箫风：我注意到，您的散文诗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诗”与“思”的融合，或者说是“审美”与“审智”的结合，作品有力度、有高度、有深度，语言朴素而思想深刻，读后令人回味，能赋予人“正能量”。这是否与您倡导的“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相关？

　　周庆荣：这个问题我上面有所提及。散文诗注入思与智，其实是指在场的角度下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发现和有了发现之后的态度。诗人的生命景象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就是能够发现事物凸起及事物背后的东西，并加以诗性的叙述。所谓的正能量，不是浅表意义上的一味高调，而是写作时重视人的内在能动和面向一切环境的主动性突破能力。因为思考源自集体在场，你的思考就有根，就能够唤起众人的记忆经验。思想性、现实性、批判性必须和诗性有机结合，才能使散文诗具有阅读价值与阅读魅力。

　　最初与灵焚等人提出“意义化写作”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上个世纪大多数散文诗作品偏重美、灵动、描摹式的抒情。对事物的外形的关注甚于本质的探究，我个人觉得与其花重墨渲染目标事物的孤立存在，还不如重视目标事物关联存在更有意义。我在系列思考里也说过防止意义写作的过度坚持，这会产生另外的狭隘。“思”与写作中的“审智”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丰富的个性写作会促进散文诗写作的多元化，会使散文诗的可能性区域更加宽广。

　　箫风：近来，大家对“鲁奖”议论纷纷，尤其是对周啸天的获奖和耿林莽的“零票”提出强烈质疑。散文诗长期被排斥“鲁奖”之外，一直是中国散文诗人的“难隐之痛”，这届“鲁奖”又一次揭开这个伤疤。王幅明、邹岳汉等先后发文谈了对“散文诗与鲁迅文学奖”的看法。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周庆荣：我对周啸天及其古体诗关注甚少，正如我对鲁奖本身关注亦很少一样。我不去就周啸天古体诗好与坏去多加评论，一方面，我理解每一个评委作为读者的审美权利，又为每一个评委在评选耿林莽先生散文诗作品时同时“短路”而感到惋惜。耿老就此和我有一次通信，他对此早已“宠辱不惊”。散文诗作为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原本是客观存在，这更是那些总固执地持有旧见者所无法压制的。

　　我个人认为，散文诗作为诗歌类别参与鲁奖的评选，这是第一次，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这个进步是从耿老作品开始的，也算是慰藉聊胜无了。另一方面，一些评委事后解释古体诗要给个奖是出于对这个文体的“兼顾”，说起“兼顾”，就要一碗水端平，散文诗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创作和读者需求为何就不能被“兼顾”？这让人有些困惑。本来，我内心希望这次鲁奖的评选能有个里程碑式的新气象，就是让散文诗享有自身早就应该得到的权利和尊严。如果继续问我的态度，我会说：一切认真的写作其意义在于写作本身。散文诗的未来在于我们本身就有未来，此刻，我们忘记委屈，继续认真写作吧。我相信耿老和诸多前辈一定有此胸怀并对未来抱有信心。王幅明先生和邹岳汉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散文诗的推动和研究，我相信他们就此而写出的相关文章一定是出于公心。

　　箫风：鲁迅先生的《野草》是中国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奠定了中国散文诗发展的根基，功不可没。但是直到今天，《野草》依然被视为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好吗？

　　周庆荣：中国散文诗的真正成熟与地位的确立开始于《野草》，大学时几乎读完鲁迅的全部作品，对他的杂文和散文诗的喜爱至今记忆犹新。《野草》把批评性深含在隐喻和象征里，把对当时的社会发现以及作者的态度通过诗歌的力量来加强情感倾向。任何对现实的干预都需要血性和担当的勇气，这部作品成为高峰是当之无愧的。你的问题里用了“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个人以为，高峰已经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如果总是强调逾越就会制造新的不公平。每个时代都需要被发现的特征、理想的缺憾的，只要努力去为这种发现而认真写作，就有价值。我至今没有攀登过珠穆朗玛峰，但我到过黄山、泰山和天山。我们的大地，群山挺拔巍峨，我爱山峰如同我热爱山谷，作为对我们自身生命真实的尊重，岂能因为珠穆朗玛峰而否定其他山色之美！每一座山都有独特的气质，鲁迅的独特气质在于他的思想和担当。这是对我们后来的写作者的一个永恒的提醒，我想与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从此不谈山峰，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学着做一个山谷———一个低处的存在。

　　箫风：“我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诗群体，您不仅是“我们”的发起人，也是“我们”的引领者和“掌门人”。请您谈谈“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这几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的出现对当代散文诗发展有何意义？

　　周庆荣：灵焚在2010年出版的《大诗歌》里，已经详细地说明了“我们”散文诗群成立的背景、经过和成立该诗群的初衷。“我们”不是什么组织，只是认真地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态度”，这个态度肯定是基于散文诗内与外的现实状况而产生的。我们重视自己的存在，但也尊重别人的存在，比传统的责备和呼吁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不搞封闭性的小圈子，任何认同这一态度且认真学习和写作的同仁都可以是“我们”中的成员。我个人对哗众取宠无兴趣，对一味地自我封闭以求得小山头的满足更无兴趣。我与诸位诗友共同发起这一散文诗群，旨在让散文诗走出散文诗，同时让散文诗之外的走进散文诗。

　　基于历史原因，散文诗的发表园地原先只局限在有限的几本专业刊物，我们做了一些推动，使更多的专业诗歌刊物和许多综合文学报刊能够重视散文诗，为广大作者多提供发表园地，重心不是发表作品，而是让散文诗写作者能够从容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加强新时期文本建设的同时，我们重视在大的诗歌概念下，对散文诗理论研究的推动，在您倡导设立的“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的同时，我们强化与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北师大文学院的合作，在诸多场合，加强和国内诗歌批评研究中坚力量的交流，让散文诗进入真正的诗歌视野，并在此视野下，实现散文诗的进一步独立的发展。

　　就文本而言，我们在2011年组织出版了“我们”文库，今年，燕山出版社将出16本的“我们”丛书，在分行与散文诗选本《大诗歌》的基础上，从今年起，我们将编辑出版《新世纪散文诗》丛刊，进一步推出新人，培养未来散文诗的新生力量。我个人和我的诸位诗友，都和您一样，淡化功利，将自身定位于认真读书和写作，如果在此状况下，依然有同仁不理解，我不会去辩解，只努力牢记“人不知而不愠”，把心灵的真实留给时间去证明。

　　箫风：2010年出版的《大诗歌》，是第一本分行诗与散文诗合编的年选本，出版后在诗歌界引起不小的反响。目前已连续5年推出，影响越来越大。您当时提出“大诗歌”的初衷是什么？您对“大诗歌”的“大”是如何理解的？体现在散文诗写作上有哪些追求？

　　周庆荣：　《大诗歌》 创办于2009年，是一本把分行的新诗和不分行的散文诗放在一起出版的诗歌年选。出版至今已有五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诗人朋友的关注。大诗歌的初衷在于强调诗歌范畴不同文体的相互支持和融合，在“我们”的态度里又将此升华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种在当下物质社会里能使诗歌大起来的理想，并注入了诗歌写作者的时代意识、责任意识和情怀意识。灵焚和潇潇是执行主编，五年来付出艰辛的劳动，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我们正视不足，并在今年以后的编选工作中加以改进，提倡读者和写作者的参与，必要时可进行入选作品的公示。

　　箫风：您多次强调“要让自己的文字有温度和重量”，能否具体谈谈这句话的含义？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周庆荣：世界因为人性的坚持而温暖宜人，这背后意味着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因为人性的冷而出现局部的不温暖；　所谓文字有重量，是指轻描淡写不足以叙述社会的深刻。风格上的冷峻不等于情感的冷漠，写作时让文字具有人性的光辉，别人会在遇到不公不幸时多一些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念。而重量则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具备发现本质的能力，这种发现与飘逸灵动并不矛盾。

　　箫风：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创作和研究都有长足发展，但在“繁荣”背后也存在不少隐忧。作为新世纪散文诗的主要领跑者之一，您对当下散文诗发展的现状怎么看？你感到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周庆荣：您提到“领跑”，我内心惶恐。比起前辈师长几十年的坚持，我所做的也只是尽一己之力而已。工作再忙，我每天总要保证几个小时的阅读，然后在有所感觉时写下一些文字。走出自己，发现他者的长处，是克服散文诗文体自卑的出路。雷同和过于陌生化的表达是对汉字本身的一种不自信。我提倡广泛阅读，然后化各种风格和叙述方式为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我尤其期待那些勇于探索的写作者，他们能够打破旧有观念，相信生活怎样丰富，散文诗的叙述就可以怎么丰富。

　　箫风：有人预言，21世纪是散文诗的世纪。您对此有何看法？能否展望一下中国散文诗发展的前景？

　　周庆荣：散文诗在场景载入、片段叙述、即时思考和情节诗意方面有充分的优势。每个人在事物面前都会有些话要说，当发现散文诗更加有利于我们充分表达时，这或许意味这个文体将被广泛认同。我不会以简单的喜闻乐见来为散文诗增强自信，更不会因为自己对散文诗的热爱而否定其他的文体。所谓相信二十一世纪是散文诗的世纪，更多的朴素情感是基于散文诗被一些力量忽视得太久了。它要凭借自己的内功来颠覆人们的成见，它的最终被看重一定是它有了被看重的理由。

　　箫风：　《文学报·散文诗研究》创办已经三年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和建议。要不吝赐教啊！

　　周庆荣：　《文学报·散文诗研究》 自您创办以来，在散文诗新时期文本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它表面上看是散文诗的一个阵地，其实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存在，这个存在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散文诗的了解。研究二字非常重要，它是概括是梳理是解释，更是一种预言。如果让我提一点建设性意见，那就是加大让散文诗之外的力量走进散文诗之内，这样会有利于散文诗从容地成长。

　　上面的回答算是与您的一次即兴的交流，偏颇的或者草率的地方既要请您原谅，也要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