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马龙：“我惟一感兴趣的是故事的继续”

《忧伤动物》中德文版

《女叛徒》              《寂静巷六号》            《飞灰》德文版

　　　　“1937年她认识了瓦尔特，在一个犹太医生那儿做了第一次人工流产，3年后，当我不应该出生的时候，那个犹太医生找不着了。”                   

——《帕维尔的信札》

　　文中的那位犹太医生是流亡了还是被抓进了集中营，早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保住了性命，于1941年6月在德国柏林降生，这就是德国女作家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

　　莫妮卡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决定了她的人生将面临许多的坎坷波折和聚散离合。先是拥有波兰国籍又是“半犹太血统”的母亲赫拉不被允许与“雅利安人 种”的瓦尔特结婚，莫妮卡只能在单亲的抚育下成长。不久外祖母病逝，“犹太血统”的外祖父虽然早就皈依基督新教，但仍然被驱逐回波兰老家，最终下落不明。 1945年春天，战争总算结束了。战后的德国一片废墟、哀鸿遍野，莫妮卡只能在瓦砾之间用破布片包着死老鼠当娃娃玩耍，但她不用再惧怕空袭警报，可以在和 平的天空下自由地奔跑了。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母亲赫拉来说，和平不仅给她带来了新的工作，还给她带来了爱情——卡尔·马龙从流亡地苏联回到柏林，投身战后 重建，后来担任民主德国内政部长。新家庭的建立使母亲赫拉和莫妮卡从西柏林的祖宅迁居东柏林，莫妮卡也从母姓改为父姓。

　　　　“而柏林里住满了我。在柏林，如果我留意的话，每天可以碰见自己上百次，从小到老，或喜或悲，时而形只影单、时而呼朋引伴，恋爱的、失恋的，我蜷伏在各处，等候着我走过。”

　　——《我的出生地——柏林》

　　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不仅百废待兴，还面临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争夺以及在东西两阵营之间逐渐形成的坚冰壁垒，柏林成了冷战的前沿阵地。莫妮卡 和母亲这次看似平常的搬家的影响令人始料不及，那就是亲人的离散反目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但少年的莫妮卡·马龙对这些还浑然不觉，她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教育下成长，中学毕业后，出于对父母的反抗和对工人阶级的崇拜，莫妮卡到德累斯顿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当铣工学徒，后被调到文具仓库。但一年后，莫妮卡· 马龙离开工厂回到了柏林，到电视台做导演助理。之后在洪堡大学学习戏剧学和艺术史，又在表演学校以研究生的身份学习工作了3年，后来到民主德国发行量最大 的报纸之一《周报》担任记者。

　　　　“也许是一种早年的经验，那些不愿或者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可以付诸纸上，而纷乱的思绪，一旦诉诸语言，就有了形状；那些自己身上多余出来的、讨厌的冗余突然显现为有意义的可能性。”

　　——《我写不出书来，但依然尝试》

　　从少女时代起，莫妮卡·马龙就对文学和戏剧有着浓厚兴趣，她喜爱海因里希·海涅、格奥尔格·毕希纳、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等作家。对自己喜 爱的剧目，如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四川好人》，她能看上四五遍，而且常常是站票。她不仅对海涅的诗歌烂熟于心，还尝试用海涅的语言创作。在杂志社和报 社的工作也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积累和历练。

　　1975年，继父去世，莫妮卡·马龙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她开始了自由的冒险。她买了汽车；辞去报社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出于好奇和对远 方的渴望，她甚至接受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派遣，前往西柏林搜集情报，但她在递交的两份报告中拒绝说出相关东德人员的名字，并对民主德国的现状颇多批评。 8个月后她主动提出中断与国安部的合作，之后还退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因此成为国安部监视和跟踪的对象。

　　但对莫妮卡·马龙来说，这些数年后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不过是插曲，上世纪70年代末，莫妮卡·马龙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飞灰》。《飞 灰》讲述女记者约瑟法·纳德勒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个压力来自于职业：她要写一篇关于B城化工厂及其老化的发电设备的报道，揭露其对居民健康的威胁。但 是她应该写出真相，还是屈从领导意志，写一个可以发表的版本，约瑟法心中矛盾重重。另一个压力是她的个人生活：她是30多岁的单身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 一方面害怕孤独，渴望着能带来温暖和安全感的家庭；另一方面又害怕失去自由、受到拘束。在小说里莫妮卡·马龙糅合了外祖父母和母亲的身世以及个人的职场、 情感经历，约瑟法身上明显有她自己的影子。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揭露，使得这部小说常常被划归为德语文学最早的环境文学之列，这其实只是小说的一个方面，个人 与社会、感情与现实的纠葛和冲突才是小说的真正主题。因为揭露和批判性的内容，《飞灰》无法在民主德国出版，1981年才由联邦德国的费舍尔出版社出版。 虽然西德媒体对《飞灰》的片面宣传令莫妮卡·马龙痛心，但这部小说也使她声誉鹊起，奠定了她在德国文坛的地位。

　　自此，莫妮卡·马龙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1982年她又发表了作品集《误解》，包括4部短篇和一个剧本。其中有讽刺写实的《奥利希先生》，也 有具有寓言、幻想、荒诞等风格的作品，展现了其多面手的创作才能。1986年莫妮卡·马龙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女叛徒》，女主人公罗莎琳德·波科斯基十 五年如一日在历史研究所里做着单调无聊的工作，有一天她发现身体进入了类似休眠的状态，加上双腿瘫痪，不用再去上班了。突然拥有这么多的时间，她开始回忆 一生。但回忆中很快就混杂了很多离奇的想象，甚至一些似曾相识的人物也像鬼魂一样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演起了荒诞剧。虽说全书色调晦暗抑郁，主人公只能在头 脑中体验自由和真理，但马龙称《女叛徒》是她“写得最畅快淋漓”的作品，其内容的丰富性、多层次性以及小说的人物布局、互文性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尤其是有一种催促我行动的紧迫感，我只是不知道，要进行什么样的行动。对于行动的渴望存在于我的身体里，违背着我的意愿，同时又不可抑止。”   

    ——《寂静巷六号》

　　数年之后，《女叛徒》里的罗莎琳德·波科斯基又在莫妮卡·马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寂静巷六号》(1991年)里出现。这次她不再耽于幻想，而是 决心行动。本来她只想做一份不用动脑子的打字工作，把年近八旬、右手残疾的退休干部赫尔伯特·贝伦鲍姆口述的自传写到纸上，但是两人因为年龄和生活轨迹的 不同，分歧渐渐显露。罗莎琳德从质疑发展到质问，进而为被贝伦鲍姆投入冤狱的朋友复仇。最终贝伦鲍姆心脏病发作死亡，留给罗莎琳德的除了快意，还有一丝复 杂心情。

　　像罗莎琳德一样，莫妮卡·马龙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才决定突破藩篱、重新开始。虽然已经在西德出版了3部作品，但她和出版社、读者却关山阻隔， 连稿费都要由已经退休因而有过境自由的母亲偷带入境。1988年，莫妮卡·马龙获得联邦德国的3年签证，下定决心和丈夫、儿子迁居汉堡。不久，柏林墙倒 塌，被分割了40余年的德国终于统一。莫妮卡·马龙随之离开汉堡，回到柏林。面对生活的巨变，莫妮卡·马龙写下了大量文章，以东德居民的视角表达对统一的 期待、欣喜、疑惑和失望，结集为《按照我的理解力的大小》(1993年)出版。

　　“人生中最可能错过的机遇就是爱情。”在两德统一的喧嚣渐渐平息之后，莫妮卡·马龙创作中的政治元素开始淡化，爱情主题凸显，1996年发表的 《忧伤动物》就体现了这一变化。如果线性地讲述，这部小说的情节简单得近乎庸常：一对天命之年的男女发生了婚外情，先是如胶似漆，后渐生龃龉，最终男子葬 身车轮之下。但这样俗套的故事被德国文学批评“教皇”莱西-拉尼茨基赞为“最美的爱情小说之一”，并称其“香艳有加，浓情难解”。这要归功于莫妮卡·马龙 精妙的叙述技巧，女主人公时隔数十年后来回忆、讲述这段爱情，使故事变得断断续续、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两德的分裂和统一虽然在小说中被设置成 遥远而模糊的背景，但两个主人公的思想行为无不受其左右，使作品超出了爱情小说的范畴，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

　　接下来莫妮卡·马龙又创作了两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荒芜的终碛》(2002年)和《唉，幸福》(2007年)，因为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相同， 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续篇。年过五旬的女主人公约翰娜常常想到老之将至，面对自己不再有激情的婚姻、不再有挑战性的工作，她渴望着改变，可又不知从何做 起。谁能帮助她，是一条狗、一个情人、一个新的环境，还是一个偶像？约翰娜决定尝试，她出发了，不无迟疑，也给她的丈夫阿希姆带来了疑惑和烦恼。

　　当然，莫妮卡·马龙并没有拘囿于爱情、家庭、女性等主题，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发表了记述她一家三代人生活的家庭回忆录《帕维尔的信札》、杂文集 《横穿轨道》《我的出生地——柏林》、反思自己创作的“法兰克福诗学讲稿”《我写不出书来，但依然尝试》、回应自己30年前的小说《飞灰》的报告文学《比 特菲尔特的拱桥》等。各种文学奖项也纷至沓来，既有褒奖她文学成就的克莱斯特奖、荷尔德林奖、莱辛奖等，也有表彰她热心公众事物、积极为社会进言的德意志 国家奖。如今年过七旬的莫妮卡·马龙仍笔耕不辍，2013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阴阳之间》，女主人公鲁特在光天化日之下跨越阴阳阻隔，不但见到了死去的亲 朋好友，还碰见恶的化身，甚至死神。生与死、爱与背叛、罪责与逃避，在该书中，诸多重大的主题都被作者轻松编织在奇异的相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