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往事》的三个思考(张之薇)

　　白墙、碧瓦、翘檐的民居，是徽州充满诗情画意的水墨名片。曾经，因着徽商远走他乡、漂泊异地，徽州沉淀了太多厚重、哀婉而又别样的人文情怀，又因着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男性的长久缺席导致了这里的女人们异样的生命常态——等待。这些都成为戏剧舞台上一个个有关徽州故事的唯美元素。

　　曾经，一部《徽州女人》的黄梅戏将徽州、徽商、徽州女人、徽州民居的若干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独树一帜地呈现于中国的戏剧舞台，尽管它也曾一度引起过不小的争议，然而，时间的冲刷证明了一个事实：鲜明的地域特色加上导演大胆的创新手段，附之于戏曲这一传统的载体，总是能令人眼前一亮，回味无穷。在其中，首先是对传统戏曲舞台手段的大胆颠覆，其次是对戏曲舞台美术的大胆创新，显然还有当代观念与审美对传统戏曲的介入，然而这些在韩再芬的原创黄梅新戏《徽州往事》中却统统难觅踪影。

　　继《徽州女人》之后，韩再芬试图打造“徽州三部曲”，这既是宣扬徽州文化，又是继续她在《徽州女人》中未完全释放和倾诉情怀的大好事，可谓条件具备。既有珠玉在前，不用广告宣传，人们循着前者的效应和口碑，还有黄梅戏的代表人物韩再芬这样一个戏美、人美的角儿担纲主演，买单的人自然会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黄梅戏这个曾经风靡全国的、悦耳美目的剧种保驾护航，赚得可观票房和良好美誉度应该不在话下。自2012年底首演至今，《徽州往事》不仅巡演足迹遍布合肥、广州、深圳、南京、苏州、香港等城市，而且票房已收入2000万之多，其经济收益的可观令所有的戏曲创作人都羡慕和惊叹。那么，在商业成功的背后，该剧的艺术成就是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或者有新的探索？

　　纵观全剧，笔者感觉到，编剧似乎热衷于编排诡异而曲折的情节而非生动地讲一个贴近人心的故事。剧中，无头尸、匪乱祸民、二夫让妻、怀孕少妇、面对两个丈夫难以抉择等荒诞甚至荒唐的情节陆续登场，这难道是戏曲编剧所要追求的创作方法吗？中国戏曲历来讲求“以歌舞演故事”，像《单刀会》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情节简单、故事明朗、人物鲜明是制胜的法宝，情绪远比情节对戏曲更重要，讲好一个故事比铺排数个情节更能打动人。有了情节的堆砌，编剧怎能将全部精力拿来塑造人物性格？又如何发挥以歌舞抒情、写人、达意的目的？而且像《徽州往事》中的这些情节拿到小说、电视剧乃至电影中根本不算新鲜，甚至堪称陈旧与肤浅。且不说整剧情节漏洞频出，唱词白话当道，诗意缺乏了。在舞美创造上，该戏打着徽州的金字招牌，却在舞台上看不出徽州的任何痕迹，几级单调的台阶，两侧几排毫无特色的灰幕，可谓话剧不话剧、戏曲不戏曲，曾经在《徽州女人》中那让人赞叹的西递村民居不见了踪影，徽州的风情变成了毫无个性、了无生气的灰色。

　　《徽州往事》继《徽州女人》的反大团圆结局之后，致力于打造又一“徽州”系列的悲剧。戏曲以悲剧为结局本无可厚非，但一个怀有身孕的善良女人却突然遭际两个丈夫的选择，他们的推诿与辞让，他们把女人不是当作人而是当作一个物件的行为，在女人心中投下的只能是尴尬与失望。当代戏曲的创作观念，多致力于挖掘女性崭新的性格和独立的意识，而在此剧中却完全感受不到。女人虽然最终的结局选择了出走，似乎有着娜拉的意味，但是谁又能否认女人的出走不是一种无奈和心死呢？况且出走后总是会有新的困惑，一个怀有身孕的弱女子将会面对何种惨景可想而知。这是真正的悲剧结局吗？编剧想写一部旧时代女性的悲剧，然而，最终却写成了一部关于女人的惨剧。

　　看罢该剧，心中三个问号依旧无解：黄梅戏究竟如何发展与继承，值得我们思考；韩再芬作为黄梅戏的领军人物究竟如何传承与发展黄梅戏，值得我们思考；当代戏曲中的女性人物如何表现？更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