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母说，或家史

    凸凹

    我和二弟试着向母亲提出，理一理我们的血脉。母亲没犹豫，咂咂嘴巴，一口就答应下来。我差点忘了，母亲虚岁八十，已到了对儿子不说言听计从也是有求必应的岁数。

    我把笔记本摊开在客厅乳白色大茶几上，对陷身在阔大布艺沙发上的母亲说，“妈，可以说了。”

    我的采访架势，让母亲愣了下，但她很快就理解了。我相信，这是母亲人生第一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的讲述开始了——

    父母

    突然，母亲朝着我的左手腕就是一巴掌。我问，“妈，咋了，打我干啥？”母亲说，“打蚊子。”我翻动手腕看。原来，母亲看见的，是我戴在手上的英拉格手表，黑暗中发着荧光。

    我生在内江县白马区凤鸣乡，是一九三三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生的。父亲刘文灼，偏胖，不光个子不高，文化也不高，也就识文断字的程度。母亲张丽君，穷人家出身，没有文化，能做的事也就家务之类的。

    我们家的家产都体现在鸡公店场上的房产和宅地上，除了两个几乎连为一体的小作坊，还有一处用于生活的住所。这个住所，不是你们想象的深宅大院，你们的外公再有本事也还远没挣到这般家业，至于他有无这样的梦，我不知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许，一队手持长枪，腰挂盒子枪、手榴弹和子弹袋的解放军，出现在县城南门街道上。内江和平解放。第二天，凤鸣和平解放。

    有两家乡村小作坊的父亲应该是一九四八年春天当的乡长，总之，当了没两年，凤鸣就解放了。解放了父亲也是乡长，从民国凤鸣末代乡长，成为新中国凤鸣首任乡长。

    父亲当了新中国的乡长不到十个月，土改就开始了。土改一开始，父亲就被请进了县上为旧职员办的“学习班”。土改给父亲定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

    枪毙父亲是一九五○年初冬，天气变得寒冷、蛇都入了洞的季节。那一天，父亲被乡工作队、乡农会和几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押回鸡公店，开完公审、斗争大会后，被推去乡场外执行枪决。

    我从女中毕业前夕，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天，四川省农业厅办在内江专区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开始招收首批学员。尽管家庭出身不好，我还是进了“训练班”。

    我的工龄，就是从进“训练班”那天算起的。别看你们爸比妈大，他的工龄可比我短。

    “训练班”管吃管住管穿衣，每月还发点零花钱。幸好有这个待遇，否则，已变得贫寒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支撑我的学业的。弟弟时年十六，已失了南中初中的学，也不能指望。

    走出“训练班”，到了一九五二年秋天，我被分配到温江专区广汉县政府农业科，具体在北外乡工作。工作了大半年，也就是斯大林死的那年，我又被抽调到灌县农业科上班。

    参加工作后，因为出差去永川、宜宾筠连等地开会，路过内江，回过几次家，加之与弟弟的通信，这样，对家里的情况，多多少少、及时不及时，总是知道的。

    土改的时候，凤鸣大户人家的房地产，都被充了公，进行了重新分割，母亲和弟弟就从鸡公店铺面瓦房里搬了出来，搬进了场外乡间的新家。新家是一间茅草土屋和一个四处漏风的牛棚，从面积看，母子二人，也够住了。

    一九五五年夏秋之交吧，去筠连开会那次，我回到家里，弟弟一家——弟弟已婚——住茅草土屋，我和母亲住牛棚。夜已经很深了，月光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娘儿俩躺在床上，拉着家常。突然，母亲朝着我的左手腕就是一巴掌。我问，“妈，咋了，打我干啥？”

    母亲说，“打蚊子。”

    我说，“哪来蚊子？”

    我翻动手腕看。母亲指着我手腕上那粒移动的亮点，让我看。原来，母亲看见的，是我戴在手上的英拉格手表，黑暗中发着荧光。

    我们笑了。母亲笑得不好意思，我却觉得母亲的不好意思，温暖无比——不然，这点小事，五十多年了，我为啥还记得这么清楚？

    这只瑞士夜光手表，是我用补发的工资，加上平时的积蓄，花了一百七十多元买的。

    记得我一九五八年“国庆节”期间，去万源结婚，完婚回来，打道去凤鸣。刚走到鸡公店，就听见几个小幺妹朝我喊，“刘大姐，你妈死了！”

    “刘大姐，你咋才回来？你妈都埋了。”

    我一听，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我哭喊着朝家中跑去，见到弟弟，又朝坟堆跑去。

    坟在山坡上。我跪在坟前，手触到的香灰还是热的。

    我是给母亲带喜糖回来吃的，母亲却永远不能张嘴了。

    弟说：“姐，妈昨天死的，今天才入土。棺材钱都是我找人借的。”

    我说：“没事，姐身上没带钱，姐回到灌县后，就把钱寄你，还人家。妈是咋死的？”

    弟说：“黄肿病，饿死的。”

    我问：“你们不是一直在吃公共食堂吗？”

    弟说：“是啊。可是，到后来，连牛皮菜、红苕藤都不够吃了。”

    望着面前的弟，我想，母亲一定舍不得吃，把仅有的食物，让给了儿子。我想责问弟弟，但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对母亲，除了寄点少得可怜的人民币和粮票，我又做过什么呢？那时的人民币，又能买到什么呢？

    我的母亲叫张丽君，比我大二十岁，算来，生于一九一三年。

    爱情

    你们或许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年轻时，多么阳光、健康、英俊，还爱把一只口琴吹得悠扬无比。那时，我们都喜欢唱革命歌曲和苏联歌曲，那时，我们都有一颗文艺的心。

    我和你们的爸爸是在一个“学习班”里认识的。这个“学习班”是省农业厅茶试站办的，办在灌县。你们的爸爸是从重庆园艺学校来的“学习班”，属学用结合的见习性质；我是从灌县人民政府农业科去的，纯属工作性质的业务提高学习。

    正是在这个“学习班”的学习生活过程中，我和你们的爸爸建立了恋爱关系。当然，是你们的爸爸提出来的。

    你们爸的爸，也就是你们爷爷，原在汉阳兵工厂工作，共产党员，焊工、钣金工，啥都会，技师级水平，还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他就随厂到了上海，接着又随厂到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在空压厂工作。

    你们爷爷在重庆安家后，写信让你们的爸爸从孝感农村老家过来团聚。于是，你们的爸爸就跟着他的“昆山叔”，步行两千里到了重庆。你们都见过你们爸爸脚肚子上的青筋吧，盘根错节的，好像随时都会跳出肉皮外来。这些青筋，就是他当年顺长江而上，走出来的。

    你们的爸爸在他们几弟兄中，最能读书，读了重庆一中（中正中学），又读了重庆园艺学校。园艺学校，在北碚，后来并入了“西农”。

    你 们的爸爸正把园艺学得上瘾、准备在工作中一展本事时，学校接上级指示，决定变“鲜花珍草”为“发展农业”，这样，他那个“园艺班”就在毕业前夕，被改为 “茶技班”。正因为改为“茶叶栽培技术班”，你们的爸爸才来到灌县的“学习班”。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算来，这是一九五四年的事。

    你们的爸爸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儿子，开朗、正义、高高大大，这你们知道。你们或许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年轻时，多么阳光、健康、英俊，还爱把一只口琴吹得悠扬无比。那时，我们都喜欢唱革命歌曲和苏联歌曲，那时，我们都有一颗文艺的心。

    总之，我需要的是阳光的照耀，需要的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你们的爸爸很优秀，我需要的，他都有。

    我们相爱了。

    在 灌县茶试站学习期间，有一个去乡镇实践的安排。全班分了几个“实践组”，我作为已参工的革命干部，当了其中一个组的“领队”。我的任务是，带着分给我的两 男两女学生，去漩口、紫坪实践茶叶栽培技术。两男两女四个学生中，其中一个，是你们的爸爸。他虽然大我四岁，但还是一个未毕业的学生。你们的爸爸当学生队 员的那个阶段，他向我提出了建立恋爱关系。

    我与你们的爸爸，在“学习班”时就是一个组的；实践回来后，又开始学习，但他却不想与我同组了；他不想与我同组，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好意思；那时的恋爱，就像搞地下工作。

    灌县茶试站学习时间为一年。一年后，你们的爸爸被分到大巴山腹地的达县专区农业局，十几天后，又被分到大巴山深处、川陕交界处的万源县人民政府农业科。

    这下，我们天各一方了。我和你们的爸爸分手了。

    分手后不久，灌县当地一个叫周驷田的公安开始追我。这个信息，筠连开会那次，被你们爸爸的一个参会同学晓得了，这样，你们的爸爸也晓得了。他晓得有人追我后，又反过来追我。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啥都写了。啥都写了也就一句话，想与我重归旧好。

    我给你们的爸爸回了信，答应他的要求，和好如初。这一和好，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婚姻

    这时，我的英拉格已被你们的爸爸借出去整整一年了。你们看，你们的爸爸是不是对人太好了，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我和你们的爸爸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举办的婚礼。

    为了这个婚礼，我去了万源。我和他是在县政府会议室结的婚。我们收到的贺礼有脸盆、毛巾、肥皂。

    县政府把打字室油印间腾出来，做了我们的洞房。铺盖、枕头是借的，我们只买了床单、枕巾。结婚刚三天，我们就去了你们爸爸下乡的庙坡区。在庙坡，杜乡长让出了他的寝室，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为了不影响你们爸爸的工作，我的婚假还没耍完，就踏上了返程路。走的那天，你们的爸爸把我送到一个叫“偏矮子”的地方，就回了庙坡。他说送到县城，被领导看见，领导会不高兴的。

    我说：“你就不怕我不高兴？”

    他说：“你会理解的。”

    我说：“我不理解。”

    他说：“都在干革命、促生产。我们，卿卿我我，缠缠绵绵，这算啥呢？”

    我笑了：“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好了，再见！”

    我一个人走到县城，在汽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坐上了去重庆的班车。

    到了重庆后，我在杨家坪你们爷爷家耍了几天。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母亲，正是在这几天，死在了凤鸣。由于婚假未完，我回了趟凤鸣，在凤鸣，看见了母亲的坟冢。

    那时的时间好像永远用不完，车在路上慢吞吞开也不觉得怎么样。从灌县坐汽车到成都，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再从重庆坐汽车到大竹，到达县，最后到万源，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住一夜，这样，灌县到万源，来回在路上的时间都需要十天。

    婚后那些年，有时我去万源，有时你们的爸爸回灌县，我们像南来北往的候鸟，年年都在飞来飞去。

    在 灌县，你们的爸爸趁我上班时，喜欢骑着我的英国造自行车，戴着我的英拉格手表，在他的同学中洋盘。有一次，他把我的手表借给了彭县的一位同学陈方发，陈方 发又借给了他的护士女友。我让他找陈方发把手表要回，他不干。后来，在重庆，我把这事儿告诉了你们的爷爷、婆婆，他们把他骂了一顿后，才去彭县要回了表。 这时，我的英拉格已被你们的爸爸借出去整整一年了。你们看，你们的爸爸是不是对人太好了，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这只英拉格，我一直戴到本世纪初，才换下来。记得一九九七年，老大你开车，拉着我和你们的爸爸去凤鸣，我戴的都是英拉格。你们的爸爸从未去过凤鸣，一九九七年那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九六一年，麦收季节，我又一次去万源探亲，正是这一次，怀上了老大。

    我去县政府农业科找你们的爸爸，他们说他在茶垭。我一到茶垭，就见县工作队的人在割麦子，他们说，他在另一个队。

    那一次，我和你们的爸爸，吃在公共食堂，住在农民家里，跟人民公社社员没有两样。

    农业部门是个经常下乡的单位，因为生了老大，我就打报告申请到一个不下乡的岗位工作。这样，一九六二年，我就成了灌县商业局紫坪供销社一名营业员。

    两年后的夏天，我又生了老二。

    妈一个人，带着你们两个小孩，艰难可想而知。我请了人带，但请了人也忙不过来。我让你们的爸爸找单位调到灌县来，他不干，说开不了口。

    我说，“那我抱着两个娃儿，去找组织，去找你们县委书记，求他们放人！”

    你们的爸爸说，“组织不是不解决，只是解决的办法与我们想的相反。解决你到大巴山可以，解决我到成都平原不行。”

    你们的爸爸磨不过我的纠缠，终于干了。他干了，组织却是不干。我又坚持了一年多，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我含着眼泪，服从组织安排，踏上了进山之路。

    一九六五年冬天，我和你们的爸爸，结束长达七年的婚后“两地分居”生活，在万源县城安了家。

    去万源前，我卖了我的英国造自行车。我可以适应山区生活，英国造自行车不行。

    兄弟

    我前些年就听你们舅舅家的人说过，说我们家风水旺，是因为那坟边的一棵树，一直朝着女儿长呢。我在灌县，它朝着灌县长，我在万源，它朝着万源长。

    母亲的讲述结束了。

    这只是母亲前半生故事的一个梗概。如果母亲拉抻开来讲，我又宽挖深掘地写，一定会出一部长篇小说来的。

    母亲几年前，在万源二重岩公路上，被一辆“摩的”撞了，左耳撞出了血。那以后，母亲一只耳朵越来越背，一只耳朵越来越灵。

    毕竟背了一只耳，现在，母亲一说话，楼板都在震动。

    毕竟背了一只耳，采访母亲，已变成一项苦差事。但再苦，这事儿也值得做。

    趁这次母亲到成都来我和二弟家耍，春节前夕，我们兄弟俩商议后，向她提了个建议：能否由我们出点材料钱，舅舅家出人力，把外公外婆的坟适当修葺一下。

    我们知道，外公外婆的坟被时间毁得不成样子了。

    母亲说，修坟不是小事，农村讲究个风俗风水什么的，我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承头修坟，不知合适不。再说，我前些年就听你们舅舅家的人说过，说我们家风水旺，是因为那坟边的一棵树，一直朝着女儿长呢。我在灌县，它朝着灌县长，我在万源，它朝着万源长。

    我和二弟认为，把我们的想法告诉舅舅，修与不修，由舅舅决定。

    母亲在我家中拨了电话。舅舅在电话那头说，这事儿太大，他要跟他的一群儿孙商议下，而儿孙们，还在外边打工，要大年三十才回来。舅舅也到了唯儿子是从的年龄。

    舅舅沿成渝铁路坐火车去过重庆，我幺爸至今都记得他背去的甘蔗。他还沿襄渝铁路去过万源。我见过舅舅两次，一次在万源，一次在凤鸣。舅舅个子痩小，不多言不多语，厚道，老实。

    一 九九七年送父母去凤鸣见舅舅，也见到了舅舅的几个儿子，我的表兄表弟。当时我手头有个建筑工程，表弟刘勇说他能干，他在北京、深圳干过大工程，建过大房 子，还说他手上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说凤鸣的建筑队伍全省第一、全国闻名。我想，交给哪个都是干，就交给他吧。于是，我回到成都准备好“三材”后， 就打电话让他带着队伍来干。谁知，他只带来两三个人，说工人们都在工地上，一时没喊拢。我又等了他几天，还是没喊拢。我急得不行，开着桑塔纳连夜到内江， 陪他找人。但，依然没找到。

    他丢给我了一个烂摊子！期间，工地上的钢材都被人盗走了一些。

    我赶回成都，以蚀财免灾的心情，打发走了他的人，重新找了包工头，手忙脚乱地做完了为他擦屁股的所有事。

    在成都的时候，表弟时不时会到我家中来坐坐。他每次离开后，我老婆都会大开门窗、风扇，把满屋的脚臭吹走。

    春节期间，舅舅打电话来了，说商量好了，可以修，修坟费三万多元。母亲一听，吓了一跳，当即回答，算了，不修了，要修你们修吧。

    的确，这个数目也吓了我和二弟一跳。也许我们是外行，原先的想法是，兄弟俩一人出三千元，六千元买点水泥、沙石和两块碑，应该是够了。我们的经济状况，还远没有达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程度。

    一腔热血献孝心的修坟之思，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母亲还是那么爱面子，穿着、首饰，还是那么讲究。除了耳障，偶尔感冒，身体很好，啥毛病没有。为了不伤牙口和便于消化，母亲的主食，已变成了软饭和肥肉。

    一生节约得近乎吝啬的母亲，这两年陡地阔绰起来，给孙子派过年钱，见一个给一个，出手就是一千。

    母亲显见老了，不老的，还是那手好字，女中学养，字里见着呢。

    选编自《中国作家·纪实》201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