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友权:文学生涯的“成人礼”

　　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和文学艺术打交道，从小爱文学，后来学文学，再后来开始教文学并研究文学，最终选择以文学为职业，当了一名高校文学老师。几十年的文学职业生涯让我体会到，无论爱文学、学文学、教文学，还是创作、评论、研究文学，只要你想与文学结缘，抑或你希望在文学上有所作为，走进《文艺报》，关注和阅读《文艺报》，都将是一件受益匪浅的事儿甚至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文学入门课，因为，在我看来，《文艺报》就是一个人文学生涯的“成人礼”。

　　我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文艺报》是我国文艺界特别重要的一份报纸，是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的一面窗口，也不仅在于它及时报道文艺界动向、富含文坛信息和知识，还有那些或深邃、或灵动的理论批评文章对文艺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更在于它在我的文学职业生涯中所具有的“成人礼”般的特殊意义——它引导我走进文学天地，并在这个天地里实现自己的“文学梦”，逐步得到文学界的接纳和认可。

　　最早关注《文艺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们这些经过农村锻炼、恢复高考后一批考进大学的莘莘学子，对读书看报十分“贪婪”，我记得阅览室那份《文艺报》是月刊，常常因“僧多粥少”难得“抢”到手，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又不得不看，我是班上文学评论小组的组长，便组织同学凑钱订了一份《文艺报》供全班同学传阅。那时的《文艺报》名为“报”实为“刊”，大16开本，白色封面，五色刊名，至今回忆起来留在心头的依然是亲切和温暖。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武汉大学读研，学的是文艺学，对读书依旧痴迷，不看电视更没有网络，每天关在房子里要求自己读300页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惟有不忘《文艺报》，定期都要到中文系资料室去借阅它。那时的《文艺报》已经从月刊改为周报，是名副其实的“报”了。那个年代的文学潮起潮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文艺报》在潮头立，扮演的是信息汇聚、观念引领、思想解放、理论探新的积极作用，对我而言，它依然那么有吸引力，那么温暖。

　　后来我一直在大学中文系教书，教文学课。文学教师看文艺类报刊，不单是个人爱好，也是一种职业需要，《文艺报》很快便成为我“私人订制”的第一份报纸，直到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才不用自己订阅而有了一份寄赠的《文艺报》。从此，阅读并享有《文艺报》，一直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我养成了一种“记录式阅读”的习惯，即准备一个专用笔记本，把看到的精彩文章标题、发表年月日、核心观点记录下来，便于查阅使用，后来干脆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多年下来，已经积累了好几大本。从读报、摘报、存报，过渡到给《文艺报》投稿，成为该报的作者，慢慢地，就有了一些理论书评、作品评论、文艺随笔或理论文章见诸该报端。时间久了，跟编辑混了个“脸儿熟”，碰到重要的文艺热点和理论现象，偶尔也会有编辑找我约稿，有幸成为《文艺报》“约稿作者”。记得2003年冬，在丹东参加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个有关“底层写作”的话题，一同参会的有《文艺报》理论部的同志，会上我就“人民文学观念传承”的话题作了个发言。2004年1月31日，《文艺报》理论版刊出了我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一文，随即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产生较大反响，许多人和我争鸣，引发了这一年“人民文学”问题讨论，各类报刊发表该话题论文不下几十篇。接着，《文艺报》刊发了与我商榷的文章后，编辑约我写了一篇争鸣性回应文章：《人民文学，应该重新出发——就“人民文学”问题答黄浩先生》，后来《文艺报》又刊发了我的《人民作家，重新出发》一文，以体现我对这个问题的完整思考。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文艺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巨大的影响力，也看到了该报兼容学术、鼓励争鸣的办报风格。

　　当然，我将《文艺报》比之为自己文学生涯的“成人礼”，还体现在它对于我职业道路的深刻影响。记得当年给学生讲授“文艺理论”课程时，让学生结合当代文坛出现的新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其中涉及到的文学创作问题如：时尚的力量，能否抵御？底层诉求，有谁关注？欲望泛滥，如何控制？速食化时代，经典何在？文学命运，谁来把握？传播革命会成为文学终结者吗？等等。课后让学习委员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题为《消费时代，文学何为》的文章，经我把关修改后投给《文艺报》，很快便以较大篇幅刊出。后来总结教学改革经验，该文章作为教改成果之一，支撑我们团队申报了教学成果奖，最终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一荣誉又为我后来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产生一定影响，让我的教师生涯得到一份肯定和鼓励。

　　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文艺报》更是我学术之路的重要引领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把自己的学术注意力放在网络文学、新媒体创作方面，而我在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心得都是在《文艺报》上发表的，陆续出版的网络文学著作、主编的理论批评丛书，也都因为在《文艺报》上被他人评论而得到文学界更多同仁的了解。2007年我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成果《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其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就刊发在《文艺报》上，如《高科技对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挑战》一文发表于《文艺报》2001年3月20日。2005年1月13日《文艺报》刊发了长篇报道《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记中南大学文学院欧阳友权教授》，正是基于在《文艺报》发表的几篇文章和对我文学研究的报道，让我有幸获得了2005年的《文艺报》“年度理论创新奖”。可以说，是《文艺报》给我的机会、平台和荣誉，让我能更执著于自己的学术道路，坚定自己的学术方向，并由此增强文学理论批评的职业自信。

　　我们知道，“成人礼”是中国古代对成人节点的一种人伦礼仪，男性的成人礼需对年满20岁的男子行“加冠”之礼，表示其已长大成人，被族群承认，之后可以娶妻生子。“成人礼”是一种标志，也是一次庄严的人生警示：你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用成人的坚定、执著和勤勉，让主体承担积极践行生命价值的承诺。如果说，《文艺报》的扶持和影响对我的文学职业生涯而言有着类似“成人礼”般的意义，那么，回顾和铭记我与《文艺报》的这些点点滴滴，也将鞭策我以感恩之心励志前行，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努力实现生命价值应有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