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我所漫游和攀升的世界

　　在我的书柜里，放着一套装订简陋、纸页发黄发脆的《文艺报》，那是我读博士期间为了写毕业论文而陆续购置的。如今，在空闲或写论文需要查找原文出处时，我还会时不时地拿起它们，翻开阅读。它们早已经不起摩挲，时光在它们身上已经覆盖了半个多世纪，太多的历史“遗留”也使得它们看上去负重累累。尤其是1957年大开本的《文艺报》，纸角有不少地方脱落了，一碰就会纷然裂成碎屑。

　　这套《文艺报》源于我2006年开始构思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暨“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研究》。在那之前，我主要着力于当下文学现场，追踪的是最新和重要的作家作品。因此，虽然我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于“十七年”期间的历史脉络只有粗略和片段的印象，至于这里面的历史发展、政治逻辑、人际纠葛和复杂的文学文本则比较陌生。在和导师确定题目后，我在写作初期大致阅览了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报》《文艺月报》《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等。无论是从时间的完整度还是文坛地位来说，《文艺报》都堪称“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镇”，它全面参与并带动了当时文坛的创作、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读完了《文艺报》，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批评文本和历史走向基本上就了然于心了。在它那里，一份刊物与一个时代之间的紧密关系体现得最为充分。于是，我确定了论文的主要方向：以《文艺报》研究为主，兼及当时其他重要报刊资料。

　　最初读《文艺报》时，我每天早上先点开国家图书馆的网站，申请需要的期刊，然后再去国图，来回坐车倒车就得花上3个小时。查到的资料无论手抄、复印还是录入电脑，所费功夫都不少。后来觉得这种方式实在耗时耗力，便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花了约4000余元购买了“十七年”的《文艺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记得那是2007年的盛夏，同宿舍的同学都回老家了，宿舍热得密不透风，一台小电风扇缓慢地嗡嗡着。从窗子望出去，恰好可以看到绿茵场上矫健活泼的身影、休闲小憩的人们。然而，室内的我却远离了热闹的现实生活，“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一场场漫长的“穿越”：文艺界整风和学习、令人鼓舞振奋的“百花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思维敏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问题讨论、批评家的“两结合”阐释、“人民公社”诞生的“乌托邦”作品、“大跃进”中涌现的新民歌、经济和文化调整时期的“小阳春”……这样的场景的确让人颇为恍惚，一时有不知身在何时何地之感。但在密集而不间断的阅读中，我逐渐从理性和逻辑上认同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些陈旧的期刊和文字里，蕴藏着新鲜、原生的“文艺场”，而非只是政治化的干瘪数字与乏味批判。

　　随着阅读的推进，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于我不再陌生和模糊，而变得明晰可见，亲切熟悉。那些从前遥远而陌生的文学前辈的面影也渐次清晰起来：以政治实用主义批评为主但不忘美学初心的周扬；“党的文艺政策”的坚定阐释者邵荃麟；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又各有理想持守的茅盾、冯雪峰、胡风；在历史与政治的罅隙间保持审美和人本主义批评的侯金镜、巴人、钱谷融；积极参与文艺运动却依然保留敏锐观察和文学经验的丁玲；适应“新中国”和重新学习写作的赵树理、老舍、曹禺、巴金、王林……历史由此而具象起来、生动起来。随着认知的拓展和阔大，我渐渐学会了以“同情的了解”去重新打量批评家们在历史场域中盘根错节的复杂纠葛与文本中大量的“春秋笔法”。

　　在从博二到博三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每天都保持着相同的工作模式：早起读《文艺报》，午休后读《文艺报》，晚上跑步或读读闲书。每日固定重复、单调枯燥的工作不免让人生厌，但有时也会有惊喜。比如目前普遍认为“十七年”缺乏真正的本土化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但是关于“短篇小说”的探讨早已有之。《文艺报》1957年第5号、第6号发表“短篇小说笔谈”，提出“更精练些，更尖锐些，更多样些”，刊登了魏金枝的《大纽结与小纽结》、端木蕻良的《“短”和“深”》、冰心的《试谈短篇小说》等文章，它们即使放在今天，依然不失其有效性。还有大多数人都认为“十七年”文学只是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可是拨开那些政治化、时代化的语汇，依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有着较高审美标准和艺术修养的批评家在文本分析中透露出了自己的美学倾向，可以体会到作家如何游走于“政治场”与“文学场”并苦心孤诣保留写作的原生态，以及当时的中国与国外互通往来的纯粹的文学风景。每每读到这样的“异质”材料，我总是深感喜悦，觉得苦读颇具价值，没有辜负字字爬梳的辛劳。

　　在我一本本、一页页、一字字的阅读和推进中，我做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并进行了分类整理：中苏文学关系、学习《讲话》、新英雄人物、美学问题、体裁与题材、戏剧冲突讨论、文本批评与回应、作家创作谈、文艺会议、群众创作……每读完一段时期的《文艺报》，我脑海里的“十七年”便一点点生成着、延展着，关于历史的发展逻辑和知识谱系慢慢地建构起来，最后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总体印象，这为我的论文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生长点和框架，并且不断加深和强化着我对那些复杂文学文本的理解。

　　从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到逻辑构思和最后成文，我由此得知，在历史的沟壑与裂缝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丰富的细节、生动的图景，它们足以构建起一套不同于“大历史观”和“政治—历史观”的书写。我记得论文初稿交上去后，导师的评价是“分量足，研究高度基本具备”。我想，这里的“分量”主要就是指论文中所引征的材料充足，所涉及的事件和文本广博，而且有的材料一反刻板枯燥的历史印象，让人觉得新鲜和陌生，它们大多数都来自《文艺报》。而我所收获的不仅于此，直到现在，当我在教研岗位上工作数年后，《文艺报》依然在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灵感与滋养，它不仅改变和重铸了我的学术目标与路径，也形塑着我关于历史、政治、文化的价值认知。

　　《文艺报》之于我，是一片旷远丰厚的绿原的世界，一个经久不息的精神启喻，一段已然开始但未终结的人生行旅，值得我深切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