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进:没有退路的选择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不需要挥舞鲜花来证明春天。因为春天已经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喜欢潜伏在冬天的某一处矮林灌丛，来观察春天的背面。我在那些身影急疾驰的路上蹲守，试图收容神伤黯然的落红。它们是春天的一部分，不是包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直盘桓着三个人影，三个毫不相干但有着相似面孔和相同命运的人。他们是通往春天的三个病痛的词，带着生活的暗疾，匍匐于日子的表面。我希图用文字来描述他们。于是我分别写下了这样的标题：《消逝》《深陷》《隐匿》。

　　我在散文《消逝》里写了一位超生女孩被父母遗弃最后致残致死的故事。事实上她的养父是我老家的邻居，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我在偶尔回到老家时与她有过几次接触。她是位聪明异常的小姑娘，出生当天即遭父母遗弃，在养父家中长大到两岁，不幸跌落火坑双手致残，十指全失，只留下光溜变形的残掌。不幸的命运似乎才刚刚开始，她的养母渐渐丧失对她的爱。后来，因为养父母离婚(事实是养母与人私奔)，养父外出打工，她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经过几番踢皮球似的推来阻去之后，父母被迫接受。她在新的家庭更加得不到温暖，父母视她为包袱，打骂诅咒，挨饿遇冷。最后，她在一个大雪飘飞的夜晚，蜷缩在牲畜圈楼上的一堆破絮里，黯然消逝。她的面孔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在故乡的某一个黄昏，她举着一双残缺的手掌，一路哭喊一路追赶着养母从我家门前跑过……她的命运藏着那个时代的缺憾和人性的冷酷。类似的故事，也许不会重演。也许会。

　　在《隐匿》里，我依然写的是消逝。但我期望主人公只是暂时的躲藏，在某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被命运悄悄藏起来，制造一份生活的悬念，和现实捉一回迷藏。有段时间，在我居住的不过几万人的小县城，我几乎每天都会碰见这样一些面孔，他们头发蓬乱，衣衫褴褛，表情呆滞，目光迷离。他们每天反复从街面上穿过去，又反复从街面上穿过来，仿佛丢失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在苦苦地寻找。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关心他们将去往何方，对他们的行为早就习以为常，都远远地躲着他们身上的肮脏。只有他们自己不躲避自己。 有一天夜晚，他们却集体消逝于一场预谋(有人看见他们被一辆车拉去了远方)。其中也包括一个本地的智障男孩。那个男孩，很多时候，他被父亲慈爱的目光牵着，仿佛父亲身边的一只爱犬，在街面上蹦蹦跶跶，他的幸福简单而浅薄。后来，他的父亲每天都来往于街头乡间不停地寻找，不停地寻找，直到现在……他始终坚信，儿子就在某个地方躲着。

　　相对于《消逝》《隐匿》，《深陷》多少带给人一丝温暖和慰藉，但同样也有着让人难以承受的心痛和沉重。2000年我刚进入报社的时候，采访过一位获得救助而截掉左腿的患病女孩，次年我又在县城的街头看见她躺在地上乞讨，因为她的另一只大腿需要做截肢手术才能保住生命。女孩后来在社会各方的资助下顺利实施了手术，却完全失去了自我生活的能力，最后嫁给了一位同样缺乏生存能力的残疾人。他们的命运成了无法预测的未知。

　　我尊重每一副面孔。我相信每一副面孔都是干净的。那些落在面孔表面的尘埃和肮脏，不过是生活强迫给他们涂抹的色彩。他们理应拥有通往春天的道路。

　　记得一位写作的朋友曾经严肃地指出我的“文字里面的沉重让人承担不起”，并善意地忠告我“要善于发现生活里面的温馨”。我一直记着朋友的美意。然而，事隔多年后，我却依然如故。这大抵就是人们常说的“秉性难改”吧。的确，在我的创作中，我喜欢把观察的角度放到那些底层角落的灰暗地带，我的文字里面总是带着某种痛感的触角。我无意于弄出这些“灰色”的文字去让人“沉重”，而是那种“沉甸甸”的“伤痛”和“破碎”一直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学的一部分。一个作家的写作，就像雕刻家对原材料的选择，他总有着自己的偏好。

　　无疑，现代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斑斓五彩的世界，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和摄影家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不是单纯地依靠镜头来摄取美的画面，而将那些影响美感的东西拒绝在画面之外。作家往往要弄出“破碎”来揭示生活的真相，这和颂扬及赞歌式的写作背道而驰。在信仰缺失和道德陷落的时代，文学充当了一部分写作者媚俗的工具，甚至以此获取进身的阶梯。事实上，这样的文学也一直身患“软骨症”。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僻远贫瘠的山村，日复一日潜伏在山冈上看远处的残阳西斜，黄昏临近，我隐隐感觉某种“消逝”正在逼近，那种潮水般的孤独感喂养了我的整个童年，也喂养了我所走过的人生。我一直收藏着那些山路上带血的脚印，并把这种收藏变成我的癖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文学的局限抑或硬伤。

　　几年前，我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的《后记》里说过，我对那些简单唱和之下的低俗创造与对政治的单纯图解和依附的作品不感兴趣。至今，依然如此。我知道我的写作已经不可救药，悲悯已成为我身上的暗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