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镇南:从读者到作者

　　大约从我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我就在校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里发现了《文艺报》，并渐渐成了它热心的读者。在长长的做成两面斜坡状的报刊架上，它和《人民文学》《诗刊》《热风》《延河》《蜜蜂》《星星》等文学期刊一起，被成排固定在木板的斜面上，供师生们阅读。我那时个子小，坐下有点够不着，只能站着看。每当换上新杂志的那几天，我就会在课余时间跑到那儿去，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一直到暮色降临，图书馆要关门了，才在那个对我很好的花白头发的老师温和的提醒下，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上初中的那几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经过将近10年的播种、耕耘、培育，开始迎来它的第一个收获季。那些当年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被著录在文学史册上的革命文学作品，井喷似的几乎悉数问世了。以小说为例，依发表或出版的时序，1957年问世的就有《红日》《百炼成钢》《大波》《林海雪原》《我们播种爱情》《红旗谱》；1958年则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苦菜花》《上海的早晨》《三里湾》《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踏平东海万顷浪》；1959年至1960年，《创业史》《乘风破浪》《三家巷》《苦斗》《迎春花》《阳光灿烂照天山》《长城烟尘》《在和平的日子里》《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也都联袂而至了。其中有些作品，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郑重推荐下，还被新华书店做成宣传招贴画，贴遍了都市、城镇的街头、机关、学校的门口。记得在我就读的漳浦一中的校门口，就贴着一张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我们播种爱情》等书的封面拼成的宣传画，鲜明、生动地迎着每天上学的学生们的目光。我就在这种大家传阅、贪读当代新作的文学风尚的浸漫、熏染下，成了小小的文学爱好者。在这个过程中，《文艺报》对这一批文学新作、文学新人及时而热情的报道、评论乃至争论，对我起了很大的指点、引领作用。在翻看浏览文学期刊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并不刊登作品的《文艺报》，比别的以发表作品为主的刊物更能吸引我的目光。别的刊物一打开，看到的是大量排列整齐的作品的阵容，是一片遍种花树的文学的园林，参差笼烟态，苍茫横翠微，你不见得能直接得门径而入，你难免会有点选读为难。但如果你是经常翻阅《文艺报》的读者，那么，从它报道的消息里，从它刊载的文学评论里，从它不断提到的作品标题、作家的名字里，你很快就能知道，应当把注意力投放在哪些文学现象、哪些作家作品上了。当时的《文艺报》之于我，一度曾是引读的指掌图，巡览诸多文学园林的别一种窗口。当然，它也是我获得初步的文学知识、激发起我最初始的文艺理论兴趣的讲述生动的蒙师。

　　毕竟是50多年前的阅读记忆了，我实在不敢仅凭依稀的印象，就来追述那些曾点燃过我文学的智光、训练过我形象的思维、丰富了我美的感觉的文学论评的篇目和评论家的名字了。于是我借来这几年的《文艺报》合订本，在这些满脸烟尘色的旧刊中，寻觅起那些像有点陌生的老熟人模样的旧文。披览之余，我不禁感叹，青少年时期耽读过的文章，其入心之深、植情之厚，是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有的文章当年就曾非常佩服地细读过，现在重翻，还是觉其堂庑阔大、涵纳厚博、藻思雄丽，一望宛然，不同凡响。如在《文艺报》连载多期的茅盾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张光年的《“共工不死”及其他》《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等。有更多的评论，或曾在发表时读过，后来又在各种研究专集、资料汇编一类书中又遇到过，或当时只是泛览一下，甚至只看了标题却没有读过，这次重逢，也觉得特别亲切，仍有翻看的兴味。例如李希凡、冯牧、黄秋耘(昭彦)、细言(王西彦)、侯金镜、魏金枝、冯健男、欧阳文彬、阎纲、刘金等评论家的小说评论，安旗、闻山(沈季平)的诗歌评论，川岛的散文评论，戴不凡的戏剧评论等，都有不少发表时于读者有益，现在及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者也不会轻忽的佳作。

　　最让我觉得兴趣盎然的是在“新的花朵”、“新收获”、“文艺笔谈”等栏目中出现的一些文艺短评和短论。比如，我记得是在《文艺报》的一篇评论中看到对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的点评，才去翻《人民文学》找出小说来读的，但记不得是谁写的了，这次才重新翻出来，原来是老舍先生写的。这篇千字短评现在重读，仍让我击节赞叹，确是一字不可移易的短评美文。类似的文章还有曹禺点评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杨朔的短篇小说《雪浪花》”，冰心点评杨朔的散文《海市》、管桦的诗情小说《葛梅》，叶圣陶点评杨苏的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周立波点评萧育轩的小说《迎冰曲》。这些精辟、优美的短评，充满了老作家的勖勉同行、奖掖新人的热情，闪耀着艺术创作的内行人的真知灼见，焕发着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华章短制一脉相承的瑰辞俊采。

　　当然还有在当时的《文艺报》上大量出现的文艺论争文章。在那个历史时段里越来越“左”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潮的制约和策动下，有一些文艺批判运动留下了不少观点错误、内容失实、影响负面的文章，现在它们只有作为历史资料留存以供史家研究，引出经验教训的价值了。但是，也还有不少文艺论争事件和文章，现在看来，还是葆有某些学术价值的。记得我当年很喜欢看这类文章，觉得这是别林斯基所说的“运动着的美学”最生动的体现。这类文章中，围绕着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的有：关于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的论争，关于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论争，关于刘澍德《归家》的论争，关于赵树理《锻炼锻炼》的论争；另外，还有主要在别的报刊上展开而《文艺报》对“讨论综述”做了转载或报道的，如关于《青春之歌》、《金沙洲》(于逢著)、《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艺术形象的评价的论争，都是大体正常而有益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体现了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努力。

　　也有的文艺论争，是围绕着更深奥的文艺理论问题和美学问题进行的。那些长篇大论我记得也似懂非懂地浏览过一些。这次重翻旧刊，我看到揭载在《文艺报》上的有这么一段论文：王子野批评姚文元《照相馆里出美学》《论生活中的美和丑》两文中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美学倾向的商榷文章；王子野批评周谷城，周谷城反批评王子野；朱光潜批评周谷城，周谷城也反批评朱光潜；两造都是万字长文，都认为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绝不能苟同循非，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一来一往，攻防互换，这对台戏唱得煞是好看。有趣的是，受批评的周谷城反批评起来，措辞似乎更加严厉，火气很大，《文艺报》似乎也照发不误。这种艰深且缠论不已的文章，有心人如果深入读进去，所得一定不会比静读美学教科书少吧，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这世界毕竟是有是非的。

　　以上是我初中阶段作为《文艺报》的小读者留下的一些好的印象——当然这印象是重新翻读旧刊后验明并放大了的。进入高中和大学后，因为功课的日益繁重，也因为文艺批判风声日亟，《文艺报》开始不断批判起过去自己肯定过的作品、主张过的论点，让人感到困惑而无所措手足。版面上的专家美文如上所述者，也日渐稀少、消失了，年齿渐长的我对《文艺报》反而不常寓目了。虽然，我还是以为自己不失为《文艺报》的一个受益匪浅的比较认真的读者。我后来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一直努力于当代文学新作评论的写作，不能不说有几分拜《文艺报》启蒙、启迪之所赐的成分。前辈评论家、作家的哺乳之恩，我是不敢忘却的。

　　说到作为一个作者我给予《文艺报》的回馈，实在乏善可陈，有点汗颜。现在能想得起来，觉得还值得一说的，有这么几段：

　　一是上世纪80年代，雷达同志来约我，写了一篇《陈建功和他的短篇小说》，这是我为《文艺报》写评论的开始。后来，我还参加了《文艺报》召开的那次影响广泛的全国青年批评家会议，有幸结识了许多堪称一时之选的青年批评家朋友，见证了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多样化的盛大场面。

　　二是1985年《文艺报》由刊改报之后，颇有振作的气象。有一次我看到《文艺报》在讨论莫言的《红高粱》，在刊发了从维熙的点赞文章之后，又刊发了老评论家李清泉的文章《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我于是受到了鼓舞，觉得《文艺报》还是一张践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报纸，于是写了一篇持论与时贤不太相同的论韩少功的《爸爸爸》《蓝盖子》《归去来》的文章《黑色的魂与蓝色的梦》，寄出后也很快发表了。至此，以后看到《文艺报》上不时发起的一些文学论争，遇到自己也想谈点看法的，就会主动投稿，参加进去。与鲁枢元商榷的文章《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两文，也就这样在《文艺报》上先后发表了。后来所写的《略释周作人失节之谜》与《期待着认真的学术论争——从周作人附逆之“谜”的论争说开去》两文，也都是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既然是为参加文艺论争写的，发表后受到不少反批评，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只要这反批评也是学术的而非一味鼓噪、谩骂的，我是愿意倾听并心存感激的。

　　作为一度为《文艺报》写作较勤的作者，就我与《文艺报》这题目琐忆下去，当然还有不少事可记，不少话可说，但就此打住吧，这篇幅已经超出编辑约稿时许可的字数许多了。